引言
宋代时期，翰林学士与宰辅为首的朝廷重臣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翰林学士不仅可以左右皇帝对一朝宰辅的变动，自身还可以拜相，成为一朝宰执，可以说这对现任宰辅来说具有很大威胁，而也正因为翰林学士特殊的政治地位，宰辅权臣对其十分忌惮。
宋朝天子家立身源于兵变，因此对分权与限权十分重视。统治者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给了翰林学士足够的地位，目的便是为了使其有实力与外朝相庭抗争，从而保证天子至高无上的皇权。
一、两宋政治处于我国历史物质文明的顶峰，因经历唐末五代的战乱动荡，宋初实行"三权分立"，更加注重分权与限权，"重文轻武"国策下翰林学士地位骤增
赵匡胤兵变反唐，才建立了大宋王朝。因此宋朝皇家对分权与限权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重视。
宋朝初期，其最高统治者进行中央集权，将所有权利分为三大部分，各自为政，各司其职。在兵权方面，三衙执统兵之权，枢密院执调兵之权；在政权方面，则分为中书、尚书、门下；在财权方面，则分为三司(盐铁、户部、度支)使共同掌管。
同时在各路监司、长官大多重用文人，并鼓励文人执兵，只为彻底消除藩镇势力过大之祸乱。
在这样的举措之下，时间一长，"以文治国"的思想便逐渐被天下士人所接受，并潜移默化的成为了士人的政治心理倾向，而这也是宋朝文治的开始。
历史上，纵有内朝和外朝之分，宰相领导的百官，称为外朝；皇帝周围的臣子，称为内朝。翰林学士是依文治国背景下，皇帝周围最亲近的一批人，纵被称为内朝之首"内相"。内相作为与皇帝最亲近的人，其存在的意义自然是为统治者排忧解难，限制外朝臣子权利，防止外朝实力过大威胁中央集权。
在此环境下，翰林学士地位骤增，成为了皇家制衡宰辅与重臣的武器，而他也真真正正地为统治者实现了分权与限权的作用。
二、翰林学士在两宋朝政当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扮演着对宰辅为首的大臣进行分权与限权的重要角色，基本消除了皇权的潜在威胁
（一）翰林学士之宰辅间互利互害，既可联手上位，排除异己，也可彼此牵制，消耗对方实力，实现了宋朝皇权最想看到的分权状态
宋朝政治自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开始，通过建设三衙三司与枢密院，将兵权、政权、财权三分，又设翰林学士院，以便与宰辅互相掣肘。也正因为统治者的支持，翰林学士的势力的日益变大。这样的情形对宰辅来说既有所益，又有所害。
这益处其一为：宰辅执外朝，翰林学士身为"内相"执内朝，两方势力若联手，其势力之大不可计数。其二则是：他人若为朝廷重臣，想更进一步成为一朝宰辅，若有翰林学士举荐，便犹如大旱逢甘霖，得来全不费工夫。
这害处则是翰林学士的存在对现任宰辅威胁过大，因此两方势力会出现制衡的局面，如此局面也是皇权所最希望的局面。
说到这里，便不得不提钱惟演这位翰林学士了，钱惟演是位文学才子，善写文章，善于批注勾画。在科举应试翰林学士院时，钱惟演在竹板子上起草诏令，片刻即成。这样的才华深深地吸引了宋真宗，得到了真宗的大肆表扬，并在大中祥符八年，正式封为翰林学士。
宋仁宗即位后，钱惟演被封为兵部尚书。随后王曾拜相，为了得到翰林学士在"内朝"的支持，便大力举荐钱惟演为枢密使。究其原因，不过是为了拉帮结派，建立自己的势力与人脉。在宋真宗时期，钱惟演可谓得势得宠，话语权极大。如果说在他之前的翰林学士只是通过进言的方式来影响皇上对宰辅的人事任免，那他便是第一个直言进谏向皇上安排他所想的宰辅人事安排。
天禧初年，真宗在位，寇准为相，可即便是这样的忠臣名相，在晚期也遭小人暗算。寇凖遭贬，是丁谓、钱惟演等一众人背着宋真宗密谋的。丁谓处处在官场和外朝排挤寇准宰辅，并利用钱惟演翰林学士的身份，使其在皇上和刘皇后面前直言进谏，处处针对寇准，而对丁谓大肆夸赞。等到排列历任枢密时，单单不列寇准，称寇准为"逆准"，削去不予记录。
宋真宗得风湿病期间，仁宗执政，刘皇后妄想参预朝政，凡事皆与丁谓狼狈为奸。作为一代忠臣的寇准，联络了一众朝廷元老级重臣，向真宗进谏，不得听信丁谓馋言，定要让少主执政。寇凖还特别指出："丁谓、钱惟演是奸佞之人，不能辅佐少主。"丁谓、钱惟演因此与寇准结为死仇。
事后，刘皇后为防止太子监国，便联手丁谓、钱惟演，直接将寇准罢相，并拜丁谓为相。但时日不久，丁谓因作恶多端，于是待皇帝清醒后，便将其罢相。
天禧四年冯拯拜中书门下同平章事正式封相，此时钱惟演害怕被牵连，便排挤丁谓以求获免。而此人厌恶身为翰林学士的钱惟演的所做作为，便向宋仁宗上谏罢除钱惟演官职。从此钱惟演正式下台。
通过钱惟演的官场经历可以看出，翰林学士与宰辅之间的羁绊是十分明显的，他们互相牵制。又互相利用，通过彼此联手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废除敌人。由此也可以映射出宋朝政权的限权与分权。
（二）皇权对宰辅与翰林学士联手具有十分强烈的防范意识，宋太宗频繁换相，目的便是防止臣权联合大于皇权，加强中央集权
宰辅与翰林学士联手上位，相互利用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但宰辅为外朝之首，翰林学士则为内相，二人联手可谓权势滔天。为此，皇上对这样的情况早就有了自己的对策。
历史上宋太宗是位十分了不得的人物，太宗平定藩王，一统中原，并改变了唐朝重武轻文的局面。
但他称帝确实弑兄夺来的，因此防范之心十分强。为防止翰林学士与宰相的联手，宋太宗经常更换宰相，让宰相在位期间获得的人脉、资源、权利无法积累。这样虽然有利于限制宰相与翰林学士等其他重臣联手，防止了臣子篡位，但是却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朝廷政治决策的发展，使得朝廷百官人心惶惶。
在后期，宋朝推行一系列文案限制翰林学士与朝廷重臣私交。《宋会要辑稿·职官志》所言："学士归院，内侍锁院门，禁止出入。夜漏尽，写制进入，迟明，白麻出，阁门使引授中书，中书授舍人宣读。"这样的条文出现，极大程度限制了翰林学士与他人私交，而没有了私交，臣子联手篡位的情况也就成了空谈。
翰林学士与宰辅之间的互相交锋，是对彼此实力的损耗。这两方势力互相消耗，对于皇家来说，便是真正实现了分权与限权。
三、宋代翰林学士较于前朝地位更为尊贵，拥有极大的话语权，不仅帮助皇权实现了对宰辅的限权与分权，在"依文治国"的策略下，进而推动了宋代文人政治的发展
相较于唐朝，宋朝统治者"兴文教，抑武事"，崇尚依文治国甚至已经成为了宋朝的发展方向，而翰林学士作为"最有文化"的一批人，地位日益渐增。宋朝翰林学士与前朝地位大相径庭。它继承前朝传统业务，建立了翰林院的同时，还分建了翰林学士院。
翰林院作为各种技能之士的待诏之所，设在皇城之外，在琴棋书画，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均有涉及；翰林学士院则作为草诏、顾问之臣，设在宫禁之内，每日与皇上交流沟通。因此其二者间地位的高下不可同日而语。
大文豪欧阳修与苏轼、王安石其实都是翰林学士的一员，众所周知的王安石变法也正是因其翰林学士的地位才有资格发动变法。翰林制度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得以确立，非进士不入翰林，能入翰林学士院的，都是一些文学之士，有才之人，由此也间接推进了宋代文人政治的发展。
与此同时，据有关史籍记载，宋哲宗去世之际，蔡京身为翰林学士，朝廷急诏他草拟哲宗遗诏。当时，宰相亲自递笔，副宰相磨墨。《通考·职官考八》也曾有记载："其为翰林学士者，职始显贵，可以比肩台长，举武政路矣！"。意思是：他身为翰林学士，职位便开始越发显贵，可以并肩御史大夫，在政治的道路上有一番作为了。由此可见，翰林学士的地位在宋朝着实是十分尊贵的。
宋朝统治者在分权与限权方面还做了许许多多的部署，不论是权利分割、依文治国，还是随时罢相，这些手段都只为分权与限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宋王朝繁荣昌盛，才能使得统治者的权力不受到威胁，实现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
参考文献：
《通考》
《宋史》
《宋会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