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之间的战争贯穿于北宋百余年历史，历来是北宋史研究的重点问题。
西夏皇族原姓拓跋，是平夏地区势力中最显赫的一支，兴起于唐末，其祖先拓跋思恭因在镇压黄巢起义中立下功勋，被封为“定难郡节度使”，赐国姓“李”，统摄“银、夏、绥、宥、静”五州，这五州之地后来成为了西夏立国之本。
一直到宋初，中央朝廷均对其实行安抚政策，双边保持较为友好的关系，宋太宗即位后不久，即赏赐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李彝兴“加太尉”。直到宋太宗时期，银、夏、绥州等地开始归宋朝所有，定难军统领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凶悍有智谋，而且非常具有野心，不愿舍弃家业而受制于宋庭，于是使用诈计，割据自立。
“伪称乳母死，出葬郊外，以兵甲置棺中，与其党数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泽。”
此后其势力越发壮大，至宋太宗淳化、至道年间，李继迁不仅得到契丹的支持，而且在平夏地区拥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
西夏逐渐蚕食宋朝西北地区，灵州孤悬于塞外
宋朝初期，灵州既是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行政中心，又是西北少数民族同内地联系的重要纽带和进行经济贸易的集散地。正如真宗朝大臣何亮所言：
“一旦舍之以资戎狄，则戎狄之地广且饶矣……。”
灵州对于控扼西北以及保证战马供给充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何亮曾上《安边书》，主要陈述放弃灵州有“三患”，即灵州为西北边防要地，不可轻易放弃，而且灵州联系着宋朝战马的供应地——西戎诸族，如果灵州失陷，宋朝的战马供给就会出现问题，最终会削弱宋军骑兵的战斗力，对宋朝的边防及国家安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因此李继迁如果想要收复祖宗之地，甚至掌控西域等地，同宋朝抗衡，就必须攻下灵州这个西北重镇。
李继迁曾经前后两次围攻灵州，第一次是在宋太宗至道二年，兵围灵州，这次的进攻更多的是一种试探，加之，为了营救之前出使宋朝而被幽禁在开封的张浦，李继迁兵围灵州。
当时的灵州守将侯延广刚病故，侯延广统兵有方，又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的病故直接导致城内守备力量有所削弱。宋太宗听从宰相吕端的意见，起五路大军讨伐李继迁。
太宗本来打算除了李继隆一路救援灵州外，其余四路均兵峰直指李继迁巢穴——平夏地区。但由于当时的领将李继隆没有遵循旨意，五路大军均指向平夏，迫使李继迁不得不撤回灵州，回援平夏，双方在战争中互有胜负，最终宋军撤回，第一次灵州之战结束。
此次战役并未对李继迁的实力造成任何打击，由此看出李继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试探宋朝的底线，直至后面灵州失陷，宋军也没有再组织过大规模的进攻。
咸平五年，李继迁第二次围攻灵州，这次围攻，李继迁做了充足的准备。此前，真宗即位不久，为了平息边患，竟将银、夏五州之地赐还给李继迁，此举无异于养虎为患。之后李继迁四处追击，明显加快扩张步伐，给宋朝边防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直到咸平四年九月，李继迁占领了灵州城外的军事重镇，使得灵州孤悬于塞外。宋真宗曾发兵救援，但最终救援不利，灵州失陷。
自此，宋朝不仅彻底丧失了对平夏地区的控制能力，也几乎丧失了对夏战争的主动权，而且难以再与西域的回鹘等势力取得直接联系，从而阻止党项势力的进一步向西扩展。
北宋君臣对于灵州的态度南辕北辙
宋朝君臣对于救援或者放弃灵州产生了极大的争论。
宋朝君臣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应当放弃灵州，对李继迁实行绥靖政策，尽力维持脆弱的和平局面，以安边保民；而反对派认为认为李继迁狼子野心，而且灵州地理位置实在重要，放弃灵州无异于养虎为患，加重边患。
弃灵州之论
正值李继迁第一次进攻灵州之际，参政知事张洎上书认为应当放弃灵州。
其一，他认为李继迁的军队机动性强，即便宋军击败他，也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其二，他认为到达灵州的路途遥远，而且缺乏水源，会削弱战斗力，难以取胜。
其三，灵州自李继迁以来，田野日渐荒芜，收成逐渐减少，人烟稀少，灵州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坚守下去。
其四，如果想要解决灵州的问题，一定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劳民伤财。
太宗、真宗时期著名的谏臣田锡也认为应当放弃灵州，他主要担忧灵州之战会导致关西之地民生困弊，朝廷府库空虚，如果契丹、党项同时来犯，宋朝无力抵御外辱，甚至引发内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他还以当时六个地方同时地震为由，以古代帝王极为看重的“天人感应”为由向太宗进谏，即通过减免赋税、招募流民、改善吏治、置屯田等方法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守灵州之论
何亮曾上《安边书》，主要陈述放弃灵州有“三患”，何亮不仅反对轻易兴师，而且反对仅仅依靠羁糜手段对付李继迁，奏疏的最后，何亮提出了上、下二策，上策是以所修的溥乐、耀德二城为饵，引诱李继迁率众来犯，与宋军决战，以此来达到彻底消灭李继迁的目的。下策则是迫使李继迁按兵不动，宋朝建立溥乐、耀德二城，从而拱卫灵州，保护粮道，巩固西北边防。
李继和出身于上党李氏将门，面对灵州困局，向朝廷提出解救灵州的策略：派遣大军主动进攻，力保灵州不失；给予灵州将领更多的自主权，听从便宜行事；继续实行禁青盐等产品的政策，对李继迁的党项势力进行经济打压。然而这些策略随着灵州已沦为孤城而有待商榷实施。
从灵州失陷的原因中分析宋朝国防战略存在的问题
灵州失陷是多种原因经过长年累月的发酵酿成的。
其一，宋朝上下长期未能重视李继迁的威胁，君臣的言语间多有轻视，以至于最终发展壮大，难以遏制。
其二，宋朝君臣的目光多集中于北边契丹威胁之上。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宋朝着重于打造牢固的北边防御体系，宋朝君臣讨论边防策略也多是着眼于如何应对契丹的侵略进攻这一问题上，从而忽视了正在悄然崛起的李氏党项势力。
其三，太宗时期，并没有在西北地区设置军事领导机构镇扶，让投降的李继捧继续管理原有的土地是一大失策。
其四，真宗即位时，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应对李继迁，对于投降的党项将领，缺乏政治经验的真宗仍让其管理五州之地，为其之后割据一方奠定了基础。
其五，太宗、真宗权利交接的特殊时刻，使得宋庭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稳定内部秩序上，无暇顾及西北局势的演变。
其六，粮草运输十分困难，这增加了向灵州运送粮草的风险和成本，削弱了灵州的守备力量。
其七，李继迁本人谋略出众，最后，宋庭对于灵州是守是齐，始终争论不休，执政人群中缺乏一个像后来澶渊之盟的寇准一样的强势人物。种种原因，造成了宋朝国防战略的转变，也引起了宋朝内部对待边防思想上的混乱。
灵州失陷与北宋全面防御的国防战略转折的关系
北宋太祖时期奉行的是积极进攻的国防战略，以“先南后北”为方针，统一全国为目标，积极对外扩张，力图建立大一统王朝。太祖时期，先后启用名将攻灭后蜀、南唐、南汉等割据政权，除吴越以外，基本统一南方。手下的大臣曾给予太祖很高的评价：
“先帝恹张皇业，开阔天下，平吴取蜀，势如破竹。”
而面对北方的契丹，主要以防御为主，却也没有确保了宋朝不会受到契丹的干扰和威胁。
宋太宗刚开始即位的时候，也是遵循太祖的既定国策和路线，随着吴越归降，“先南”的战略目的已然达成，之后便是北方的战略。然而宋朝攻灭北汉之后，却遭到了两次北伐契丹的失败，恐辽情绪弥漫宋庭。
宋太宗集团对辽军产生了不可战胜的认识，从此放弃主动北伐，而致力于全力防御，同时将注意力集中在加强内部统治方面，于是形成了“守内虚外”的统治思想。为了阻挡辽军南下，宋庭在北方采取各种措施，不仅设置大量驻军，而且种植稻木，构成阻止辽军的障碍。
面对党项势力的崛起，宋朝君臣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加之局限于全面防御战略的实施，使党项势力逐渐壮大。
灵州之战时部分宋朝大臣反对大军进攻西北，他们的思想无疑反映出获得朝臣认可的全面防御的国防战略。而那些支持迎战的朝臣在提出迎战的策略的时候，也倾向于比较保守的趋势，并不打算直接消灭李继迁的势力。这反映出当时宋朝所执行的国防战略已经趋于保守，以被动防御为主，早已不是宋朝初期时对外积极进攻时的状态。
宋朝全面防御的国防战略造成了北宋在真宗、仁宗时的被动挨打的局面，宋朝全面防御，兵力分散，虽然能守的一时，却不是长久之计。
长久以来，不仅会使得军队逐渐丧失主动进攻的信心和能力，而且会导致国防的失败，如景德初年，契丹发动二十万大军大举入侵，当时的主帅王超进退失据，他所统帅的大军行动迟缓，契丹军如入无人之地，直到进入澶州城下，才被真宗的亲征大军阻拦下来，并迫使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
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北宋全面防守策略的失败，暴露了“守内虚外”态度的虚弱本质，而这最终也为北宋亡于外患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
《宋史》
《宋史纪事本末》
《宋史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