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在中国古代是对“经邦经国”和“济世济民”的概括，其中蕴含着古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
一直以来，商品经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不论在今天还是古代，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都是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据统计，2019年中国GDP总量为14.3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21.4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总量的六分之一，从这来看今天的中国无疑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大国了，且处于高速发展的上升期。
在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适度的宏观调控也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导致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到挽救美国人民于水火的“新经济政策”，我们都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中政府这只“无形的大手”的重要性。
公元614年，隋炀帝一意孤行，第四次征讨高丽。长期征伐劳民伤财，积攒在百姓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饱罹战争之苦的农民揭竿而起，各地起义如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618年，隋朝灭亡，唐高祖李渊在长安称帝。“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国家经济慢慢从隋末的黑暗中开始步入了正轨。对于胸有韬略的李世民来说，他可能并不知道中国古代最强盛、影响力最大的时代即将在自己的手中诞生。酷爱读书的他，心中正一笔笔勾勒着一张发展国家经济的宏伟蓝图。
“重农抑商”的思想延续千年，为何在唐朝能被打破？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大国，在传统封建思想中，农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而商业长期以来则被看作“末业”。
秦始皇时期，商人的地位和逃犯相似，都要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汉高祖时期，禁止商人穿戴丝绸、乘坐马车，对他们征收高额赋税，并在法律中明文规定严禁商人购置土地。古代统治者普遍认为，发展农业既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可以把千千万万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管理起来更加容易。在老百姓的心中，对于商业和商人也有着很重的偏见，从古人对社会各阶层的排序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来对社会阶层进行排序，商人排在末位。
唐太宗李世民
在唐朝开国之初，统治者延续了浓厚的“重农抑商”思想，政府派遣官员到各地商品贸易活动区进行管理，在交易的时间上也有严格的限制。为了减少土地兼并的现象，在农业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均田制”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业、手工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各种新型农器、手工工具层出不穷，品种繁多的农产品、手工业品也开始在市场上流通。这种基本的经济政策在初唐时期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的赋税收入，但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随着唐朝政权的稳固和国力的加强，政治社会趋于稳定，农业、手工业长足发展，农民收入不断提高，物质和精神需求也逐渐丰富起来，单靠农业经济的支撑显然已无法满足。统治阶级认识到，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唐朝政治开明、外交开放、文化交流、民族交融，对外商业贸易往来不断，这些因素都推动着唐朝的经济政策逐渐由“抑商”向“扶商”转变。一场关于市场经济的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铸铜币，设柜坊，开夜市，禁止官员参与商业活动，唐政府加大对商品经济调控
初唐时期政府提出“宽商利末”的思想，“安史之乱”前的历任皇帝也都对商业采取了放任政策，烟酒、关市等大小交易均不征税。开关弛禁，甚至废除了关卡稽查制度，历代大臣多有进谏加征商税、关税者，也大都不被皇帝采纳。开明包容、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商人的积极性，鼓励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成为唐朝初期经济发展的强大助力。
唐开元通宝
唐代改变从前以重量为单位的货币命名方式，统一铸币，统一称谓。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开元通宝，规定每十文重一两，每一文称一钱。显庆五年，民间坊市私铸假币横行，唐高宗改铸“乾封泉宝”钱，使私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货币的流通，还解决了私铸和钱荒问题，保证了商业经营的正常进行。
随着商品经济蒸蒸日上，一些新的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商人通过经商获得的丰厚利润让一些在朝的官员眼红不已，大批官吏开始兼营商业，通过放债、租赁等牟取暴利。官吏的经商行为打破了市场经济的平衡，政治趋于腐败，经济日益混乱，商人苦不堪言。
武德七年唐高祖曾下令禁止朝廷官员参与任何商业活动，这一举措在当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官员经商的现象，维护了正常的商业秩序，也体现了唐朝政府对商品经济的宏观调控。
商业的飞速发展还催生了汇兑的出现，政府在当时的大型都市里开设了许多专营储蓄和支付的柜坊，以解决商人长途携带大量钱币不便的问题。这种柜坊就是“飞钱”，是北宋时期“钱庄”的前身。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这无疑是一项惊人的创举，也是当时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生动体现。
唐朝的都城长安是当时国内商品贸易最发达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之一，占地约87.27平方公里，人口最多时达到近100万。
唐朝长安城规划图
唐初，长安城实行严格的坊市制，除皇城和宫城外，纵横交错的街道将长安城的外郭城分为两市和108坊，规划有序，四通八达，每个里坊都设有里正，负责早晚按时启闭坊门。到了晚上，大街上空空荡荡，如果违规夜行，就会收到巡夜人的盘查。
这种与今天的“戒严”类似的市场环境显然不利于商品贸易的发展，要发展工商业就必须冲破这种里坊制度。为了能够充分满足长安城百万居民日常的衣食住行、休闲娱乐之需，里坊内慢慢建起旅馆、当铺、青楼等各种建筑。皇城东南的东市和西市，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繁华异常，集中了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行当。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里坊之内的商业活动也慢慢热闹起来，甚至一点也不亚于东、西两个市。后来百姓们推倒坊墙，沿街开店，甚至还出现了夜市。街道上白天人潮熙攘，夜晚灯火通明。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自然导致的，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
繁华的长安城
此时的长安城已然成为当时东方最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民百姓和四面八方的外国商贩，数以千计的外国商人甚至长期居住在长安。长安，这个历史悠久的十三朝古都，已俨然成为唐朝对外展示自我最好的“名片”。
唐中央政府是造就大唐盛世的“幕后功臣”
玄宗末年，安禄山发动篡位夺权的“安史之乱”后，唐朝大量人口死于战乱，社会混乱加剧，国库日渐空虚。使得唐朝后期开始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开始增收商税，商业发展也渐渐开始走下坡路。
但总体上讲，在“安史之乱”前，唐朝的历代君王基本奉行“扶商”政策，给予了商人较为宽松自由的经商环境，唐朝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便利的水陆交通也为商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唐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更是提升了商业在唐朝经济中的地位，也改变了千百年来商人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历经“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唐朝终成当时世界上经济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唐朝繁荣的经济对当时的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唐朝诗人的诗词从就可以明显看出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笔下的盛唐也是极尽奢靡，犹在眼前。
大唐盛世文化壁画
唐朝，这个久负盛名的朝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都可以说是空前的。在唐朝，每天都可以看到来华进行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商人和使节，在国外，专门用来接待唐朝人民的“唐人街”更是遍布各个国家，直到今天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依然有“唐人街”。
秀才说在后
不管是以禁止官员参与商业活动来维持商业的秩序，还是铸造统一的货币，设立柜坊，这都是唐朝政府对商品经济发展的调控，在当时都保障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可见唐朝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离不开中央政府适度的的政策干预。自由的市场环境，加上适时的政府干预，是唐朝商品经济突飞猛进的根本保障，更是大唐盛世局面出现的奠基石。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矛盾和危机也不容忽视。亚当·斯密口中这只“看不见的手”依然很重要，如何更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促进市场经济平稳发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永恒话题。
参考文献：
《贞观政要》
《新唐书》
《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