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
明代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从元代的覆灭中汲取经验。为了巩固明代政权，太祖采取通过戏曲进而实行反“胡俗”的政策，以正礼法。洪武初年，在分封的亲王前往封地之前，赐之千余曲，因此得名“洪武赐曲”。在实现统一后，太祖更是不遗余力的推行反“胡俗”的政策，从诏书，诰命，檄文中不难看出他的用意，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明初的戏曲。
为解决元代遗留问题，明代建立伊始，太祖“洪武赐曲”，正礼法成为当务之急
观明代的反“胡俗”政策，实际上是明太祖为了消解元代文化，而在各个层面所做出的努力。因为在元代统治时期，中原地区的风俗习惯一改往日。社会风俗的变化，伴随着近百年的“胡俗”的侵蚀，使得中原百姓的生活习惯也日渐“胡”化。
针对此类现象，太祖因此提出“倒元”的口号，而反“胡俗”也就自然成为了主要扶持的对象，正礼法成为当务之急。为了尽快地收获百姓的支持，太祖在分封亲王之时，赐曲千余首，以改变大众的认知，而这也就是先前提到的“洪武赐曲”。为何太祖用明曲作为反“胡俗”的首选呢？
这就要谈及当时的民众的休闲文化生活了。作为以“小农经济”立国的封建王朝来说，民众的主要生活模式依旧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戏曲因为其方便传唱的特点，以及极具戏剧色彩的脸谱能够为大众熟知，并接受。所以，太祖选用明曲作为反“胡俗”的主要手段，其实是有他自己的用意的。
“自近代以来，习俗圮坏殆将百年，而天生大有为之君，首出庶物，一新旧染之俗，与民更始。”——宋濂
洪武八年，时任翰林院讲学士的宋濂为太祖歌功颂德，编成《洪武圣政记》一书。在书中，宋濂认为太祖“改新旧之俗”的行为堪称“圣政”。对太祖专设明律以正儒家“礼法”，以及将反“胡俗”的观念与明曲相结合的这些举措，更是叹为观止。
宋濂的《圣政记》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及反“胡俗”的政策，其讲述的也都是太祖在移风易俗上做的贡献。但所列之事皆因为“胡俗”而发。那么太祖为何会产生反“胡俗”的观念呢？
首先，从太祖参与红巾起义的时候，就能够看出反“胡俗”漫长的历史积淀。当时的红巾起义，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在中原之地铺张开来，实际上与他所提倡地口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红巾起义以“兴富汉统”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而太祖也是从中，意识到实现“汉统”的主要统治手段就是正礼法，因此致使反“胡俗”的思想在洪武年间的盛行。
其次，元末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太祖依据“胡虏无百年之运”作为自己起义的口号，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太祖因此占领金陵之地，之后他又提出“天更元运”，极大程度的笼络了底层百姓的支持。要知道哪怕是当时，率先占领舆论力量对巩固自身统治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得民心者得天下，太祖凭借“天厌胡元”和“正大统”的口号，夺得了人心，因此成就了明代霸业。而在这时，“元”与“胡俗”也就相互捆绑在了一起。反“胡俗”也就成为了太祖时期，首当其冲要解决的事情。
“当是时，汉人弃丘陇从胡，为我中国仇雠……心思父母之邦，义忠族类，是以全境保民，助我成功。”——《祭平章李思齐文》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太祖对“胡”“汉”文化的态度上，并且太祖对自己取胜的原因进行了总结概括。这也是从文化的层面对反“胡俗”的诠释。而当时边境之地对汉文化有所偏见，因此太祖在征收燕南等地的粮税的时候，提出“重念中国本我华夏之君所”，来缓解胡汉的关系。
纵观太祖之所为，其对“胡俗”的声讨是从历史和文化两个层面进行的，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也就形成了反“胡俗”的特点，同时“洪武赐曲”也对后来明初的戏曲创作提供经验。
明初戏曲以“三纲五常”作为其创作的主要内容，形成了两大特点：易风俗、守本位
虽然明代基业已成，但是“元代吏政”依旧存在，对明代的朝堂统治极具威胁。
“胡元入主中国，非我族类，风俗且异，语意不通，遍任九域之中，尽皆掌判。”——明太祖
太祖对朝堂的认识是从民族文化层面出发的，针对“元代吏政”容易造成贪污腐败的现象。太祖意识到想要彻底地根治之一现象，就必须从教育出发，使得小到个人，大到朝廷都形成以“正汉统”的观念。受之影响，在整个社会反“胡俗”的状态下，戏曲作为主要的教化手段，成为其首选。
在太祖的推崇下，明初戏曲成为了宣扬反“胡俗”的主要方式。一向将“正汉统”作为自己统治目标的太祖，在明代戏曲创作中也提出了移风易俗的明确要求，并且从明代戏曲的创作中，不难发现的是“三纲五常”成为了其创作的主要内容。太祖认为“三纲五常”作为圣人的治世之道，是经久不衰的。
首先，从明代剧本的选择中就可以发现“三纲五常”的特点。太祖下命礼部，要将古代忠孝礼义的故事编辑成册，并向宗室和各个地方推行。太祖也肯定了先贤“垂训立教”的要义。其后永乐十七年，明成祖甚至直接将《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赠予群臣。
同时将“以德为先”的作为选官用人的标准，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反“胡俗”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明代的戏曲创作也展现出：易风俗、守本位的创作特征。因为太祖对元代戏曲中女子失贞的痛斥，明代戏曲创作者从这一方面出发，对“胡俗”加以批判。
“凌逼万状，未尝失节，终老于为民之妻，可嘉也矣。”
这部明代戏曲，所展现的是一位妇人在县官和恶少的频频骚扰之下，仍旧坚守贞节的故事。通过戏剧的方式，展现出明代女子为保贞节而宁死不屈的精神。这与元代戏曲中表现的大相径庭。同时明代戏曲的创作者也是利用了戏剧化的效果，使得百姓尤其是女性群体，对儒家传统道德的理解和渗透。
如果说以上是明代戏曲易风俗的特点，那么守本位则是明代戏曲针对男子所要求的。
“予以劝善之词，人皆得以发扬其蕴奥，被之声律，以和乐于人之心焉。”——《同棺记》
《同棺记》同样也记载了女性的贞烈事迹，同时也涉及了有关男子的要求。因为在明代的青楼女子是不被社会伦理道德所接纳的，所以就难免会遭受世人的唾弃。但是明代戏曲中，就提倡君子不可居于烟花柳巷之地。面对社会的诱惑要随时保持清醒的思绪，用儒家的“洁身自好”来守住自己的本位。
由此可见，从明代戏曲的创作特点我们不难看出，明代社会对女性贞烈的要求以及对男子忠孝的提倡，都反映出了儒家“三纲五常”的核心内容。
明初戏曲中反“胡俗”现象较为普遍，其实质是朱元璋“正礼法”的集中体现，稳定了明代政权
因此明初的戏曲主要是从文化的“教化”功能出发，制作出符合礼法的要求的“教化剧”。伴随着明太祖反“胡俗”的政策，明代戏曲从元代的杂剧中汲取经验。经过戏曲创作者的精心修改后，成为了宣传儒家“三纲五常”的行为准则的主要方式。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从“洪武赐曲”到明初戏曲中的“三纲五常”的提倡，表面上的确是明初反“胡俗”的直接体现。但其实质是为了正礼法，从而在百姓的心中树立一种“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参与感。进而更好地维护明代政权的统治地位。
明代反“胡俗”的举措，一方面可以说从各方关系处理上进行关于社会风气的改良，以正社会之风；另一方面，从文化层面上看，明代形成了特有的儒家文化体系。由此可见，明代戏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正礼法的目的也是通过明代戏曲的感染为世人所熟知的。
于是，从明初戏曲以及后来明代戏剧发展的过程中，百姓的家国观念深入人心。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在明末会出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同时也正是明代反“胡俗”的影响，凸显出朱元璋的才能，致使后来各方关系发生变化，为后来的移风易俗提供了经验。
参考文献：
《明史》
《明会要》
《明太祖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