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于南京皇宫，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
一般来说，王朝开国之初社会往往不是那么稳定，所以需要乱世用重典。像明太祖朱元璋身为明朝开国皇帝，他在位时期因为各种原因，所以是乱世用重典。而经历了这个高压之后，后继之君往往需要换一种方式，需要以宽仁治国，不然一直高压之下很容易引起反弹。
建文帝朱允炆是一个标准的文人皇帝，很明显符合大众的需求，所以他在当时被很多人寄予厚望，期望他可以一改太祖时期的严苛治国。但遗憾的是建文帝并没有怎么施展自己的治国抱负，而是因为削藩之事，引发了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历经四年的靖难之役以后，建文帝惨败，从此是不知所踪，胜利者燕王朱棣则是成为明成祖，继续乱世用重典的高压统治，直到后来的仁、宣二帝时期，才开始以宽仁治天下。
今天说起建文帝朱允炆的失败原因，他的错误削藩方法，可以说是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
建文帝的削藩，总结起来就是快、狠、却不准，继位几个月以后就连削五王，不可谓不快，而且是动辄废藩王为庶人，甚至逼得湘王朱柏自焚而死，不可谓不狠。
但建文帝的快、狠却并没有用对地方，只是先易后难，没有一开始先难后易，所以给了朱棣这个强藩之首准备时间，最后酿成了靖难之役，自己也因此丢了皇位。
可以说建文帝的削藩，一开始就错了。直到今天都有很多人讨论建文帝的削藩之错，甚至有人认为汉朝的“推恩令”就挺不错的，为什么建文帝没有使用呢。
其实还真别说，在当时真的有大臣提出了明朝版的“推恩令”，当时吏部官员高巍是反对“削藩”的，当然他不是不赞同削藩，而是主张以“推恩”方式削藩。
高巍是这般说的：“高皇帝分封诸王，此之古制。既皆过当，诸王又率多骄逸不法，违犯朝制。不削，朝廷纲纪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
简单来说，高巍的意思就是“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等于是南北藩王对调，离开自己的久营之地，这样久而久之，藩王的权力自然减弱，藩王没有太大兵权，到时候想怎么拿捏，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削藩的目地自然达到。
当然为什么说这是明朝版“推恩令”呢？
因为这个“推恩令”与汉朝的“推恩令”其实是大为不同。因为汉朝的推恩令是由之前各诸侯王所统治的地区只能其嫡长子继承，改为由诸侯王的长子、次子、三子等共同继承。再简单来说，之前诸侯王的家业只能一个儿子继承，后改为儿子们平分，比如说儿子五个就可以分为五份。
汉朝的“推恩令”这样一实施，大的诸侯王国是历经两三代传递，自然是越来越小，朝廷不用出手，就轻轻松松完成了削藩计划，可谓高明至极。
汉朝藩王的权力可以说在历朝历代数一数二的，他们在自己封国内可以直接任命自己的官员，可以直接管理子民，拥有兵权还有经济大权，如同国中之国一般。
明朝的藩王则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也就是说虽然明朝藩王也是分封，但他们是不能治理地方，管理当地子民的，也就是拥有三护卫的兵权，最多是利用自身影响力，进而影响地方军政罢了。
所以说汉朝的分封和明朝的分封是迥然不同的，因此汉朝发“推恩令”并不适合明朝。所以吏部官员高巍参考汉朝主父偃推恩之策，以这种另类方式“推恩”削藩，虽然方法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是符合明朝环境的削藩方式，因此可以说是明朝版的“推恩令”。
当时除却高巍的“推恩令”以外，户部侍郎卓敬还提出了“徒藩”方式：“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意思是徒燕王朱棣于南昌，使他离开自己的根基之地北平，这样一来，就好控制他了。
可以说这二人的方法都很不错，有着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建文帝朱允炆却没有采纳用之，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建文帝朱允炆心中，齐泰、黄子澄二人才是值得信任，并且足以倚重的大臣，所以他将削藩事务全权交于这二人，由他们制定方案。
齐泰、黄子澄二人是支持大力“削藩”的，诸如“推恩”、“徒藩”这种方式，很明显不符合他们的削藩方式，因为见效太慢。而且当时已经迅速削了几位藩王，已经有些难以自圆其说了，再使用这两种方法，也不符合当时局势，所以自然是没有实施。
可以说建文一朝，朝廷还是有着有能力有见解的大臣，但建文帝朱允炆这个文人皇帝，很明显自己没能力没主见解决削藩事宜，又以齐、黄二人来进行“削藩”事宜，最后只能说越搞越砸，酿成了靖难之役。
如果建文帝朱允炆使用“推恩”或者“徒藩”这种方式，说不定真有可能削藩成功。可惜历史没有如果，高巍不是主父偃，遇不到欣赏自己的汉武帝，明朝版的“推恩令”在历史上连一朵浪花都没有掀起，就随之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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