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时代历程中，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臣子魏征堪称为君臣之道的典范。他们一个敢于直言劝谏，一个是从谏如流，君臣二人表观上争执得面红耳赤，实质上一唱一和，共同编排了贞观之治的开明、繁荣气象。
这对君臣的故事让后世所津津乐道，谓直臣明君相辅相成，是不可多得之幸事。然而本篇却要探讨这对君臣一桩鲜为人知的轶事，《新唐书》记载：“帝子不悦，乃停叔玉昏，而仆所为碑……”，就是在魏征死后不久，太宗皇帝下令推倒了其墓碑。究竟是什么缘故让太宗龙颜大怒，竟然将最为信任的臣子之墓碑推倒呢？且看下文一一分解。
1．立国初期的魏征与李世民
魏征身处隋末天下大乱之时，为了避乱他曾出家为道。及各处势力并起，魏征又积极加入到反隋的行列，他参加过武阳起义、瓦岗起义，随后又浮沉于群雄争霸的浪潮当中。他先后追随过元宝藏、李密、窦建德等人。
最后李世民击败窦建德，魏征归顺李唐王朝。隐太子李建成赞赏魏征的才干，任命他为太子洗马，开始辅佐东宫。归唐后，魏征先是召抚原李密在山东地区的部众，争取像黎阳李勣等将领举地事唐。又向隐太子李建成献策讨伐勾结突厥祸乱山东的刘黑闼，李建成听取其建议，遂斩杀刘黑闼，平定山东。
然而隐太子李建成的功绩与秦王李世民相比有很大差距，看到李世民的势力和声望一天天壮大，魏征也时常为东宫的地位担忧，因此暗中劝说李建成早做打算。但不料李建成在玄武门兵变中被李世民及其僚属杀害，魏征也被李世民抓了起来。
李世民责问魏征为何离间李氏兄弟，魏征从容回答道：“太子蚤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世民器重魏征敢于直言，不但没有降罪于他，反而让他到河北安抚原的侍奉李建成、李元吉的僚属。魏征出色地完成这次安抚工作，玄武门的余波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平定了。
2．贞观年间的魏征与太宗
等到秦王李世民即位为唐太宗时，魏征官拜谏议大夫、尚书右丞等职，他秉承“做良臣不做忠臣”的信条，把毕生的学识与心中的见解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新唐书o魏征传》记载：“征亦自以不世遇，乃展尽底蕴无所隐，凡二百余奏无不剀切当帝心者。”魏征的职责是专长议论朝政得失，所奏之事皆由实际出发，有理有据，切实可行，而且劝谏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合苻时宜，因此能做到两百余篇皆符合太宗心意。
事实上，太宗为了要缔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一直信任魏征，保持虚怀纳谏，有意引导他进言。所以魏征行事能够做到不避讳、不避嫌。不仅在朝政大事上议论得失，就连太宗的生活私事也要评议。有一次皇后以郑仁基之女美丽且有才华，有意让太宗纳入后宫，连册封礼都准备好了，这个时候魏征进谏，说郑女已有婚约，此事不妥，太宗于是停止册封并自责。当然魏征这种耿直的行事风格也给他日后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贞观十三年，魏征进言《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太宗执政以来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以此警醒太宗居安思危。这篇奏疏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贞观施政的得失，劝谏主子应该防微杜渐，持之以恒地将兴盛王朝大业的初心贯彻下去，以福泽天下苍生。太宗阅后不禁汗颜，道：“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并将此文安置在屏风之上，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至此，群臣大义，昭然若揭。
3．魏征的身后事
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逝。太宗伤心不已，遂罢朝五日，亲临吊唁并让太子哭祭（魏征死前担任太子太师）。至入葬，太宗亲手为魏征书写碑文。临朝后，太宗还感慨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徵逝，一鉴亡矣。”足见魏征在太宗心里的地位堪比辅机，不逊房、杜。
魏征死后不久，就发生了太子李承乾谋反不遂之事，汉王李元昌和吏部尚书侯君集作为太子案的勾结主谋被处以死刑，左庶子杜正伦也因收受过太子的增金，被流放南疆。魏征生前评议时政颇多，得罪的人自然不少，故他死后就有人对太宗说魏征曾推荐过侯君集和杜正伦，称他二人有宰相之才，以此推断魏、候为一党。
更有人诽谤魏征将平日规劝天子的内容抄录给史官，为的是博取好名声。流言蜚语多了，太宗也心生芥蒂，不仅取消了新城公主与魏征长子叔玉的婚约，还把自己书写的魏征碑给推到了。
1．源于诽谤
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兄弟不和本就让太宗闹心，如今又弄出个谋反的举动来，可想而知太宗的思绪应该坏到了极点。此时再有人提及与之相关联的人和事，并添油加醋地附会一番，则太宗一时糊涂听信谣言而问罪于魏征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毕竟此时太宗身边已经没有像魏征那样可以直言劝谏的臣子了。
再说魏征把谏言抄给史官的流言，很容易能联想到魏征谏君的出发点，名为佐君，实则是为自己树立一个高大上的言官形象。可以想象，如果臣子的历史地位要盖过君王，恐怕没有一个主子会高兴。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太宗再英明也是个人，是人就会犯错误，受到谣言蛊惑而迁怒魏征，导致推倒其墓碑也就解释得通。
2．源于太子、候君集的关系
太宗倒碑，虽然是有人诽谤魏征与太子、侯君集为一党，但参与谋反的侯君集确是魏征举荐的，这个事实改变不了，侯、杜出了事，魏征也脱不了关系。其次魏征生前为太子太师，虽然是挂个名，但太子忤逆谋反这么大件事，身为师傅也难辞其咎。在古代，谋反是重罪，主谋是要坐罪九族，牵连的人也非常多。
另外，太宗对于亲子谋反相当介怀，毕竟是有过玄武门的萧墙惨变，以及逼宫夺位的经历，至亲反目在他心中始终是个梗。因此太子李承乾的叛逆，心腹大将侯君集的附逆都让太宗感到非常震怒，作为举荐过侯君集的太子师魏征自然也在迁怒之列。
作为皇权高度集中的李世民，不希望这种子叛父，臣反君的风气成为传统，以至于威胁到唐王朝稳定。于是推到魏征墓碑就成了杀鸡给猴看的案例。要让天下人知道，无论你有多了不起的才华，不论你多么受宠信，不管你对国家社稷有多大的贡献，只要是有了二心，沾惹上了谋反，那就是没有情面可讲，必定严惩不贷。
3．帝王权术之运用
话又说回来，这场谋反是以太子为中心展开的，按常理讲凡是与太子有关联的人都会被牵扯进去。但是魏征是贞观十六年九月进为太子太师，到次年正月他就去世了，前后不过四个月，而且期间身染重病，几乎不能视事，更不用说去参与太子谋反了。这一点，太宗不会不知道的。
再来看看另一位重臣房玄龄，在贞观十三年担任太子少师，到太子承乾谋反时已有四年之久，但他不仅没有受到牵连，还成了新立太子李治的太傅。可见，即便是谋反大案，太宗也是以真凭实据来定罪，而非妄加揣度就施以钩连。
古今帝王，但凡有所成就，不仅自身能力要很强，所持资源要足够，更重要的是要掌握能够驾驭下属的权术，并将其灵活运用。《旧唐书》这样描绘太宗：“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行事不让人预判，是优秀帝王必备的素质。倒碑事件发生在太子谋反案发之后，此时余党未靖，人心惶惶，太宗通过推倒自己亲自题词的墓碑，首先是要震慑那些心怀不轨之人。
同时像房玄龄等一批与太子有关联的大臣依旧被重用，他们必然会因为在非常时期仍然获得君主信任而心怀感激，从此愈加坚定地效忠大唐王朝。假设太子案发时魏征还在世，我想太宗应该会先彻查清楚魏征的问题，如果仅是举荐不当而未参与谋反，必然会从轻发落并加以安抚。
后来太宗出征高丽，虽然获胜，却代价惨重、劳民伤财。班师后感叹道：“魏征若在，吾有此行邪！”于是慰问了魏征夫人及家人，派人重新给魏征立碑并以少牢之礼祭祀。此举恢复魏征的名誉以及过往的君臣关系，同时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让天下人知道自己是个知错能改的好皇帝。太宗利用一个死人墓碑做了两篇文章，先抑后扬，驱邪扶正，权术运用之自如，放眼古今，鲜有能及者。
唐太宗和魏征，这对关系特殊的君臣，在中国历史上演绎一段能让千古称颂的传奇故事，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正面的榜样。也许为了维护这段“直言劝谏，纳谏如流”的崇高榜样吧，很多史书或史评都对太宗倒碑和立碑的史实避而不谈。
但笔者恰恰认为，这两个事件是君臣人性化的自然表现。所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无论是唐太宗也好，魏征也罢，都有自身的缺陷存在。共事时能够和谐互补，创造辉煌；阴阳相隔之后尚能互通心声，给我们呈现出这段真实的历史。世间知音的至高境界，恐怕也不过如此。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