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以赵孟、鲜于枢、邓文原等人，包括中统前后后才出仕的王恽、郝经等人为元初第一代书法家的划分方式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这样就导致了从金朝灭亡到中统建元这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形成的“真空”，但这段时间中国北方的书法艺术并非是滞不前的，其仍在金源遗民的努力下有所发展，这段时间的书法发展状况，同样是中国书法史的组成部分。
而这段时间同样是元代史的组成部分，如元代尊成吉思汗庙号为“太祖”，尊窝阔台为“太宗”，即肯定了元朝是作为大蒙古国“正统”的延续。
故旧金书法家入元后即成为元代第一代书法家，而其后辈子弟多活跃于至元年间，自然成为元代第二代书法家。
由于蒙元政权灭金到灭南宋中间相隔了四十余年的时间，以往学者多秉承汉族建立的南宋政权为“正统”的观念，则认为与元初北方第二代书家处于同一年代的南宋遗民书家为元代第一代书家。据此本研究以为对元代书法分期的方式应当再作商榷。
元初北方第二代书法家群体及复古风的形成
一大一统新文化环境对于书家群体的影响
1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促进南北文化交流
与第一代书家面临的金末丧乱，士人或托庇权势，或为文化之存奔走呼号不同，元初北方第二代书家多就学于蒙元以来重建之河北、山东各州、府学，随后又多供职于新的元朝廷。第一代书家所经历的历史环境是由战乱到重建的环境，而第二代书家所经历的则是由南北对峙到大一统的历史环境。
除与前代书家的纵向对比外，这一时期北方士人的心态相较同时期南方士人也有着的区别。随着中国南北的统一，北方文人群体的文化创作心态更为积极。
另外在客观条件上，大一统带来的稳定环境加强了各地区间文化交流，也促进了这一时期北方书家取法对象的开阔。其中最主要的是字画、法帖收藏的增加，使得北方书家在书法学习上有了更丰富的范本。
在宫廷收藏方面较为重要的有南宋内府所藏字画被送入元秘府，民间亦有大量书家与鉴藏家在这一时期着意网罗、搜集字画，并邀请同道者共同鉴赏品评。
2北方文化中心与文坛格局的变化
游离”态度，北方士人大部分都集中在汉人世侯周围，因此上这一时期北方的文化中心总体上位于世侯幕府而非蒙元朝廷，其中以东平为最盛。
总的来说，元初从中统到至元末的三十余年时间里，中国的疆域得到空前的扩张，而作为政治中心的大都又以仕进网罗人才，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士人汇聚于翰林院、集贤院、国子学、秘书监等机构。
由此大都的文化也包含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风、学风、士风，汇聚了多地域文化特质，最终形成“大哉乾元”的文化风格。尽管有学者认为江南士人所聚集的吴兴－杭州一带才是元代文化之中心，但大都成为北方文化中心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二元初北方第二代书法家群体风格及书学思想
元初北方第二代书法家群体相对于第一代书法家群体而言，其大多生于金亡之后，没有仕宦金朝的经历。但同时第二代书法家群体中大部分人又与上一代书法家有着师承关系，如王恽以王磐、商挺为师；鲜于枢师法张天锡、姚枢；
郝经随元好问、许衡等人求学等。故可以肯定的是，元初北方第二代书法家中具有代表性、艺术成就较高的诸书法家，其关于书法复古的思想是与金末书法家、元初北方第一代书法家一脉相承的。在当时全国尚未统一，南北方书法家尚未开展大规模交流活动之前，北方书法家群体的书学思想其直接来源只能是作为其师、父辈的上一代书法家。
1第二代书法家群体间的交游与群体复古观念的形成
在至元年间，元初北方书法家群体己经在“复古”的观念上达成一致，书法“复古”己成为元初北方书法家群体的群体观念。其中又如乔篑成、郭天锡、鲜于枢、徐琰阎复等书法家、鉴藏家随着国家大一统的完成，纷纷南下。
由此也得以接触到南方的书学观念与书画藏品，并以杭州为中心，继续举行书画鉴藏等活动。而此时其交游圈子内又增加了如赵孟、仇远、白挺、周密、邓文原、方回、戴表元、周密、王芝等南宋遗民书法家。
在这一系列的交游活动中，鲜于枢、赵孟、郭天锡、乔篑成等人都充当了书法家群体中意见领袖的角色，推动了南方书法家对于上溯晋唐的“复古”观念的接受，从而促进这一观念在大都、杭州两个文化圈内的趋同，由此促进了全国书法的发展，为大德年间书法复古运动走向高潮奠定了基础。
2元初北方书家的法书鉴藏
法书作为一个书法概念，其包括了前人的法帖、前代石刻的拓本、前人法帖的摹本以及刻帖等。对于书法临习者来说，法书则是其学习书法的重要范本与风格来源，一书家的书法风貌如何，除与其的书学观念、性格、学识等因素有关外，其所临习的法书为何种风貌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同样的，一书家的书学观念、性格、学识等因素，也影响着该书家在临习时对于法书的选择以及对于收藏的取向。同时书法家群体进行群体性的法书鉴藏时，也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
正是由于元初大一统且趋于和平稳定的环境，使元初北方书家得以较多的收藏前代法书，并在书家群体内部间通过共同赏析的活动交换书法心得与书学观念。而一些书法家本身就是法书鉴藏大家，如上文所提及的王恽、鲜于枢等。
北方书法家群体影响下的元代书法复古运动
一北方书法家群体复古观念的形成与对南方书法家的影响
至元后期，元初北方书坛的各主要名家都己经初步确立了学书应当师法古人的思想，其实践上也展现出各自的风貌，如刘秉忠师法“颜、王”，王恽通过学颜真卿而学二王，鲜于枢师法晋唐草书，溥光取法颜、柳，李倜直学二王等。
大多数倡导或认同书法“复古”的书法家，其共性首先在于对颜真卿书法与人品的推崇，以及相应的对颜真卿进行取法。这固然是宋、金以来颜体书风风靡的延续，同时也是理学在北方逐渐广泛传播使士人、书法家群体的审美价值评判产生改变。
其次在于对“法度”的推崇，基本上每位著有书论的书法家都提出要学习晋唐的法度，这一法度包括了字的结构，写字时的运笔、运腕，以及整篇的布局等。
1法书鉴藏
一群体在法书鉴藏上对晋唐法书更进一步的有意识搜集，如此则促进了这一群体在实践上对于晋唐书法的学习。故本研究以为，这一时期在北方的区域内，这一书法家群体己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己经在吸收宋、金及上一代书法家书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基本上全面接受了“复古”的书法观念，并已经开始了复古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活动。
可以说，复古书风在至元中期的北方书法家群体中已经形成。但除此之外，关于如何达到复古的目的，则不同书家有着不同的见解。如受理学影响较深的书家郝经、刘因等则认为学书首先应当“明道”，而后才可学“技”，学技的步骤则应当从篆隶入手，而后逐渐至于楷、行、草诸体。
而鲜于枢、刘秉忠等则是在崇古的基础上通过观摩前人笔意笔法而做到广泛取法，并不拘泥于专师某家或专攻某体。如王恽则认为应当先由唐而入晋，通过学习颜真卿来达到学二王的目的，雪庵溥光亦是学唐为多。
2“复古”潮流
元代书法兴起的“复古”潮流，其先声在于金末正大以来书法风格的变迁，金末以赵秉文为首的书家开始将取法的范围扩大。
金亡后元好问、王磐等中州士人书家群体延续了金代书学发展的成果，以至于到至元年间北方书法家在此基础上呼吁“法度”，在理论与实践上全面掀起元代书风复古的浪潮。而随着全国的统一与北方书法家的南下杭州，提到南宋书法本就孕育了“师古”的暗流，这一暗流在赵孟身上得到体现。
由此赵孟也与南下来杭的北方诸书法家在观念上产生契合，并通过书画鉴藏、交流的活动共同将这一观念扩散到南方书法家群体中，为之后复古书风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最后到大德年间，赵孟的书风与复古观念完全成熟，其作为当时的书坛领袖，将这一书法“复古”运动推向了高潮。但由于赵氏在书坛影响力的空前强大，元代书法在复古的高潮过后，又进入了皆学赵体的局面。
二书法复古运动自江浙走向成熟的原因探析
1形成一种风气
至于为何复古之风最先兴起于北方，而最后却在杭州走向成熟，首先是金末元初的北方比南方更早的经历了一个乱而后治的局面，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剧烈动荡的情况下，促使北方士人对其哲学价值体系、学风、文风等产生反思，由此则产生了诗文、书法上回归汉唐传统、重建秩序、呼吁法度的趋势。
这一趋势随着社会逐渐重归稳定，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而终于形成一种风气，当这种风气在北方士人群体中蔓延开来时，书法艺术上复古的观念也就流行于兼有士人、文人身份的书法家群体之中。
而之所以书法复古运动在杭州走向成熟，一方面是书法的复古己成必然趋势，这是书法这一艺术形式内在运动的必然结果，其必然要在国家的大一统后在书法家群体中形成观念的趋同，最后形成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风格。
另一方面则是以当时杭州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在经济上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其文物留存与文化故迹也冠于全国，故除开元朝廷委派文人前往仕官外，这一地区对于士人群体也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同时杭州相较于作为政治中心的大都，其文化环境相对更为宽松。于是全国各书家在历史的推动下共同汇聚于杭州，共同将这一运动推向了高潮。
2书法艺术发展运动的内在要求
当书法艺术发展至元代大一统以后，或者说元代的书法艺术在全国统一后产生的趋势，即是通过宗法汉魏晋唐，回归法度，摒弃宋代以来尚意书风的“复古”运动来完成其时代风格的确立。这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书法艺术发展运动的内在要求。
所谓“时势造英雄”，赵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凭借其超人的天资与勤奋所得的高超的书法技艺，成为元代书坛复古运动的集大成者。
但同时亦不能忽视金末元初北方书法家群对于书法“复古”所发出的先声与探索实践，元初北方两代书法家群体所创作的书法作品与书法理论，仍具有不仅限于元代的艺术价值、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