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帝制，到公元1912年宣统皇帝退位，2133年的历史总共出现过十七个朝代，真正意义上的汉人王朝只有汉朝、宋朝、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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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游牧民族外患时，明朝的表现更加可敬可佩，享国276年传位十六帝，从来没有出现过和亲与议和。但在西汉与宋朝的外交史上，一幕接一幕的“和亲与议和”不断上演。
然而，后人对待西汉与宋朝的态度又有不同。西汉主动向匈奴和亲原本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却被史家所称颂。宋朝“只纳岁币，不送公主”的议和态度，往往被后人所不齿。为什么同样是主和派，会出现一正一反截然不同的评价呢？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公元前209起兵，此时刘邦已经四十七岁，依然老而弥坚不坠青云之志，举起三尺长剑反抗暴秦。刘邦实在不容易，经过七年征战，终于在公元前202年建立汉朝。
刘邦接手的中原大地，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穷”，简直“穷”得不像样子。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记载：
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汉朝刚刚建立，刘邦的马车都凑不齐四匹颜色一样的白马，萧何等将相只能乘坐牛车。刘邦曾经路过一座十万户的城池，此时只剩下五千户，刘邦都夸赞它十分繁华。
虽说秦朝和项羽都被消灭，但韩王信的旧部还在惦记着长安。他们联合匈奴经常侵扰汉朝的边境，刘邦实在忍无可忍，决定亲率大军御驾亲征。因为缺乏作战经验，刘邦深陷白登之围，君臣差点成为匈奴的俘虏，幸亏陈平用美人计才得以脱险。
西汉的和亲是不得已而为之。汉朝处在萌芽状态，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根本不具备与匈奴对峙的实力。到汉武帝以后，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汉朝逐渐府库充盈具备与匈奴决战的条件，汉匈长达三百年的攻伐拉开帷幕。
宋朝则不同。公元960年，赵匡胤以远征为名，把后周的主力部队全部带离京师。走到陈桥驿时，众将把早已做好的皇袍往赵匡胤身上一披，赵匡胤立刻从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变成北宋开国皇帝。
同样是开国皇帝，赵匡胤比刘邦要幸运多了。刘邦的汉朝是自己一刀一枪拼出来的，赵匡胤的宋朝是不费一兵一卒抢来的。
刘邦面对的汉朝是一个穷江山，宋太祖赵匡胤的宋朝一片大好。从太祖郭威建立后周，到世宗柴荣时期，后周的国力迎来中兴。
后周占领的地盘是天下粮仓。五代以前，天下粮仓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伴随隋朝大运河开凿完成后，洛阳和开封相继成为大运河的中枢，它们控制着贯通南北的核心要道，更是天下粮草辎重的中转地。因为有洛阳和开封两地，后周成为当时天下富有的割据势力。陈桥兵变发生后，所有的一切都归宋朝赵氏所有。
柴荣不但把后周内部经营得有条不紊，对外关系方面也表现得十分强势。《明史·列传》里，朱元璋曾评价柴荣说：
三代之王有其时而能为之，汉文有其时而不为，周世宗则无其时而为之者也。
柴荣不愧为一代圣主，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很有可能完成华夏大一统。从五代到元朝建立初期，中原汉地饱受游牧民族契丹、女真、西夏的侵扰，原因是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造成北方门户洞开。
再加上游牧民族来无影去无踪，打又打不过，赶又赶不跑，中原汉地拿他们丝毫没有办法。只有后周世宗敢主动出击，从契丹手里抢回瓦桥关以南十个郡县。在中原王朝与游牧文明的对战中，只此一例。
因为有后周经营的基础，宋朝的起点比较高。宋太宗继位后，发动过两次北伐皆以失败告终。从宋真宗开始，宋朝养成怯战的心理，对战游牧民族的信心全部丧失，慢慢地演变成以岁币买和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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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游牧民族的态度上，应该选择主战派，还是主和派，不是一句对错能够说清道明。汉武帝时期的汉朝确实很威风，打得匈奴漠南无王廷，但是代价也是惨重的。文景之治攒下的家底全部填进去了，汉武帝晚年不得已下罪己诏，批评自己对匈奴用兵过猛。
。只要把游牧民族从马上拉下来，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你赞同这种观点？至少笔者认为，历史是一个宏观的问题，若是用狭隘的眼光去看，就有点冤煞古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