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由德胜门入北京内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至此大明王朝宣告灭亡。
历史给了李自成一次绝佳的机会，大顺政权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的全部疆土，眼看就要迎来了统一全国的机会。然而李自成却没能把握住这次机会，一副好牌被他打得稀烂。
那么，李自成入北京后，到底出现了哪些致命失误呢？总得来说，主要有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
政治方面的失误
了解这一段历史的读者应该都清楚，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大顺高层制定出了一个“追赃助饷”的政策。
“追赃助饷”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分开来理解。
所谓的“助饷”是针对所有明朝官员的，根据不同的对象规定了不同的数字，当时出台了一个细则：
内阁大学士十万两，部院京堂锦衣卫官员七万至五万或三万不等，科道吏部官员五万至三万两不等，翰林院官员三万至一万不等，部属以下官员各以千计。
“助饷”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多官员拿不出钱来，大顺军见达不到目的，或是满足不了要求，便将“助饷”演变为“追赃”。
“追赃”顾名思义，主要针对的是贪官，而贪官又是普遍受到憎恨的，比如周奎交出赃银50万两，太监王之心赃银15万两，大学士陈演4万两，等等。
“追赃助饷”政策的出台原本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因为李自成自起义的那天起就举起了“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而且还宣布“三年免赋”的国策。
几十万军队要吃要喝，军饷不取之于民，便要打官绅地主的主意，这本也无可厚非。
但以刘宗敏为首的大顺军高层，不分青红皂白，不加区别把明朝官员统统认定为赃官，简单粗暴地按职务划分数额，打击面过宽，反而使得自己陷入孤立。
如果大顺政权占领北京以后，只是没收朱明王朝关系密切的宗室、国戚、勋贵、太监以及贪官的全部家产，此外即便是向广大官僚士绅征派有限的赋役，那么也会得到绝大多数汉族官僚的支持。
那么毫无疑问，大顺政权将成为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的以汉族为主的政权，满清就不可能顺利入关。而且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定，大顺在物质方面的优势也将越来越明显。
李自成之所以没有把握住时机，其根源还在于大顺政权的阶级意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忘记自己是穷苦的农民出身，在占据北京推翻明王朝后，没有完成封建化的质变，最终才被汉族官僚勾结满洲贵族推翻。
历史上，真正以农民起家的皇帝少之又少，或许只有朱元璋一人。但朱元璋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对待前元官僚以及士绅是十分得力的，他从一个农民完美蜕变为一个封建统治者。
军事层面的失误
李自成从西安大举东征的那天开始，就以为推翻明王朝后，自己就能问鼎天下，坐稳太和殿上的宝座。殊不知，大顺政权的主要对手却是关外的满清。
战略上的失误反映在军事部署上，便是李自成夺取北京后，没有将主力集结在京畿一带，以抵御八旗的进犯。
当时的情况是，大顺的主力还分布在西北、湖广四府、河南等地。待取下山西、京畿、山东以后，兵力又进一步分散。
李自成的战略意图十分保守，他的本意是要巩固大顺的政权统治，但是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
其中有一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李自成率军向北京推进时，明军左良玉部趁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等地，试图推翻当地的大顺政权。
湖广地区，本有白旺的七万精锐驻守，挡住左良玉问题不大。可李自成怕丢了湖广，立即派袁宗第率领十余万大军前来增援。
要知道，袁宗第所部兵马乃是李自成的嫡系主力，尤其擅于野战，这支部队本应调到北京周边地区，等到局势大定之后，再回师湖广。
退一步说，就算是丢了湖广四府也不足以影响大局，图天下者岂能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只要挡住了满清的八旗，收拾左良玉之辈，可谓是易如反掌。
占领北京后，李自成轻敌思想进一步暴露，当时他手里尚有十余万大军，兵力还算可观。
奇怪的是，李自成在山西、真定一带部署重兵，却把最重要的山海关一线忽略了。
或许李自成认为，吴三桂已降，山海关已是稳如泰山，所以他只派了明朝总兵唐通率八千老幼接管山海关防务。
更不可思议的是，吴三桂降顺后，被李自成召回京师。这也是极其错误的做法，吴三桂与清军作战多年，本不该移师京城。且不说吴三桂后来反顺，就是不反，仅凭唐通的八千人马，又岂能守住山海关？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李自成在招降吴三桂后，应好生安抚授予高官厚禄，然后令其继续守卫山海关，并派出嫡系高级将令，率大顺主力协同吴三桂镇守山海关。如此，满清便会被挡在关外，根本不可能入关。
反观弘光政权，威胁不及满清，李自成又占据河南、山东，以及襄阳等重镇，待时机成熟，只需派遣重将或沿两淮南渡，或攻占荆州沿长江上游东进，即可拿下南京。
御史窃以为，李自成之败绝不是大顺进入北京后军心涣散、骄奢淫逸。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大顺政权目光短浅、骄傲轻敌，没有完成农民向封建化的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