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自建立起就是不断向上攀升的国家，唐太宗有贞观之治，唐高宗有永徽之治，武则天“治宏贞观，政启开元”，终于在唐玄宗手中达到了顶峰，但是唐的开元盛世被安禄山的叛乱打的粉碎，匆匆忙忙收复河山之后，李姓子孙们没有自此放弃，而是前赴后继地试图重铸祖上的荣光，“永贞革新”、“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等等，一次又一次有复兴趋势，最后却又再次衰落，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有复兴之志的皇帝却难以坚持一生
《新唐书》记载，安史之乱平定于唐代宗年间，自其子唐德宗李适继位后，便以强明自任，励精图治，意图复兴大唐，坚持信用百官，严禁宦官干政，颇有中兴气象。但为了解决藩镇割据局面，李适选择削藩，造成了大量反叛，被迫出逃奉天。此后李适对于削藩与复兴失去了信心，而出逃过程中宦官的忠诚改变了他对于宦官的态度，致使他晚年又重用宦官，姑息藩镇。同样的还有唐宪宗李纯，创造了元和中兴的好局面，晚年时开始骄奢淫逸，致使前功尽弃。
在封建王权制度下，复兴的志向与重任基本都是压在皇帝一个人的肩上的，这种情况下对于人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踌躇满志选择削藩的李适却和曾祖父唐玄宗李隆基一样仓皇出逃，这对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最终难以继续。唐宪宗李纯亲手创造了“元和中兴”的局面，却也因此自得自满，致使前功尽弃。可以说，由于个人的局限性，单单想依靠个人来实现王朝的复习，终归是不现实的。
其次，唐的弊病已经深入骨髓
《新唐书》中写道，自安史之乱后，唐的局面是怎样的呢？中央衰落，对地方控制力低下，藩镇崛起，割据一方。朝廷内部宦官势力兴起，掌握大权，影响甚至控制立嗣之事。中晚唐历代有志君主基本都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失败的如唐德宗李适、唐顺宗李诵、唐文宗李昂。成功者如唐宪宗李纯、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中兴，甚至治世，但伴随着他们自满抑或是去世，宦官依旧影响控制立嗣，掌握大权，藩镇仍能再次扩张，一切努力又慢慢付诸东流。
唐朝的两大弊病确实是宦官与藩镇，但这两大弊病对于唐而言几乎是无解的。藩镇的崛起割据来源于边防的需要与中央的衰落。但“安史之乱”、“奉天之难”后藩镇坐大已然是积重难返，除非中央能够有一段长久的、稳定的繁荣时期，使得中央再次回到盛唐时的强盛。但这又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宦官。地方割据，主弱臣强，皇权不稳，皇帝必须要有一批绝对忠诚的力量，那就是宦官。宦官专权难以解决并非是宦官杀不绝，而是皇帝客观上需要宦官。因此即便是创造了中兴、治世的皇帝们，他们由宦官拥立，继位后除去了专权的宦官，又不得不培养一批忠于自己的宦官，最终下一任皇帝依旧是宦官拥立。他们试图改变局面，但又身在局中，可悲可叹。
最后，历史周期律作用下，唐朝难以幸免
毛主席与黄炎培在1945年7月在延安的“窑洞对”提到了历史周期律，所谓历史周期律，即是一条周而复始的历史定律，兴衰治乱，循环不已，历史上的诸多朝代都没能真正跳出这个周期律。唐朝作为一个封建王朝，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在《新唐书》中可以看到，唐早年间的君主们，多是励精图治之人，而中晚唐时期，即便出现了一代代希望复兴的君王，但也有一代代如唐穆宗、唐敬宗、唐懿宗、唐僖宗这样纵情享乐的无道君王，民间的土地兼并、地主剥削愈演愈烈，百姓也逐渐没有了活路，这样的王朝自然逃不过灭亡的命运。
在历史周期律的作用下，早年间唐朝君王，或因为外部压力，或因为自身志向，或因为周围的“气氛”，他们更倾向于做一个清明君王，但当王朝来到鼎盛，走向骄奢淫逸便再难避免，即便是缔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也是如此。一代代中兴帝王奋力图谋的复兴，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总而言之，历史周期律下，满身弊病的大唐走向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一次又一次的中兴，不过是让灭亡来的晚一些罢了。
尽管中兴帝王们看似在做无用功，试图扛着整个国家与历史、与大势对抗，但他们创造的中兴、治世却也实实在在的惠及了百姓，惠及了国家，他们值得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