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治藏的政策历史，明朝治藏历史是指从朱元璋1368年建明朝于南京，至1644年清兵入关，于北京建立清朝前这段时期内与藏区的关系史。明朝对藏政策主要形式为洪武年间在藏内设置羁縻性质的都司、卫所等军政机构，封授当地僧俗首领担任官员，永乐至正德以册封僧俗首领为主，受册封者定期朝贡，明朝则给予丰厚回赐。治藏政策一、行政规划对于藏区的行政机构设置，明朝先后在西北藏区设立洮、河、岷、西宁四卫，在今甘、青、川部分藏区以及卫、藏地区设置朵甘卫和乌思藏卫。1374年，复于河州设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同时升朵甘卫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升乌思藏卫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明太祖为此下诏晓谕诸部：同时分别任命管招兀即儿和锁南兀即儿为乌思藏、朵甘都指挥使司同知，并赐银印。后又升行都指挥使司为都指挥使司，下设若干行都指挥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等。1375年于阿里地区再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各级官吏的官阶品第由明中央统一规定，颁给印信、号纸，令其绥镇一方，安辑众庶，并直接向明中央负责，事无大小，均可启奏大明文殊皇帝。明朝在确定藏族地区的都指挥使司、卫、所的行政体制后，陆续委任藏族首领担任都指挥使司和卫所的官职。最初，明朝是封蔡巴、羊卓、止贡、嘉玛等故元万户府首领为乌思藏的行都指挥使或都指挥佥事等职，对帕木竹巴家臣中的内邬宗、桑珠孜宗的宗本则称为寨官。
后来在了解帕竹的情况后，明朝就开始任命帕竹的主要宗本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并且进一步在内邬宗和仁蚌宗这两个较大的宗设立了行都指挥使司。明朝在藏族地区封授的指挥使、都指挥使佥事、千户、百户等官职都准予世袭，但是重要官职的袭职要经过皇帝的批准，并换发敕书和印信。二、朝纳贡赋朝贡模式明朝对僧俗首领采取了定期、定员、定道、定制的进京朝贡模式。明朝规定国师以下不许贡，乌思藏贡使必须由雅州入的规定。1609年四月，因番人混冒，方物滥恶，所奉敕书洗补可疑，而通使岁诱为奸，明朝革除了乌思藏大乘法王、大宝法王、护教王、长河西、董卜韩胡等八番的入贡资格，只许阐教王、辅教王入贡。朝贡路线成都－新津－邛州－名山－雅州－碉门lt;荥经－黎州－飞越岭－化林坪－泸水－冷竹关gt;打箭炉－理塘－巴塘－馆觉－乍丫－昌都－恩达－洛隆－边坝－甲贡－嘉黎－江达－鹿马岭－乌苏江－墨竹－茶马互市茶马互市是起始于唐宋时期的一种汉藏之间古老贸易形式。由于藏地需要大量的茶叶，明朝便执行以茶叶换马匹的政策。而后，明朝逐渐发展出以茶制番的目的。三、多封众建明朝除在藏族地区设置卫所外，还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深远影响，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首领和人士，推行僧纲制度，通过宗教加强明朝对广大藏区的影响。当时藏传佛教在派系颇多，除控制卫藏地方的帕竹噶举派以外，尚有势力遍及川、康、卫藏的噶玛噶举派，以及势力仍强的萨迦派和后来居上的格鲁派等。明朝治藏政策的核心被概括为多封众建，因俗以治。多封众建与因俗以治互为表里、相互支撑，即多封众建为表，则因俗以治作为其政情民俗的基础和政策理念为里；若因俗以治为表，则多封众建作为其政策措施的支撑为里。在明朝对这些藏传佛教的宗教首领人士的封授中，以永乐年间、宣德年间加封的三王和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等五个王最为重要，其次为大国师、国师及禅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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