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1035-1106），字子厚，号大涤翁，建宁军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北宋历史上有名的铁血宰相，同时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支持者，他被宋史和元史同时抹黑，以至于被世人遗忘。
章惇，说起来其实很陌生，影视剧里也很少有，但的一位好友：苏轼，你就耳熟能详了，这两人是在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这一年可了不得，你看看这一榜里都有谁：章衡（状元，章惇的侄子），苏轼，章惇，苏辙，曾巩，程颢，曾布，吕惠卿等，厉害吧，这就是后世人说的“龙虎榜”，真的是全程高能啊。
章惇和苏轼的关系是非常要好的，两人是莫逆之交，这里面有两则趣事：
临险书壁
苏轼，在凤翔府做节度判官，章惇是商州令，两人一起担任考官，主持考试的刘原父，认为他们俩都是国家的栋梁人才，因此十分尊敬他们。章惇与苏轼相处得十分融洽，非常嗨皮，某日，两人一起游玩南山诸寺，听说寺中有怪物害人，人们都不敢住宿，章惇不怕，在住下后，怪物却不敢出来了。
某日，苏、章二人到仙游潭游玩，仙游潭地里位置很特别，下临绝壁万仞，岸很狭窄，横木架桥。
章惇请苏轼过潭书壁，苏轼有些害怕就不敢过过去，章惇则平步而过，用索挂着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用漆墨濡笔大书石壁说：“章惇、苏轼来游。”
在返回之后，苏轼抚摸章惇的后背说：“将来你一定能杀人。”章惇说：“为什么啊？”苏轼说：“能够自己拼命的人，就能杀人啊。”章惇大笑不言。
击石震虎
章惇，在商州做推官，苏轼在凤翔做幕佥，有一次两人在山寺里喝酒，听人报告有老虎，二人此时都有些喝高了，一起勒马同往观看，在离老虎还有数十步远的时候，马儿受惊不敢往前。
苏轼说：“马都害怕成这个样子了，还去干什么。”于是就想转头回去，章惇，独自鞭打着马儿向前去，说道：“我自然有道理。”等到接近后，取铜沙罗，在石头上敲响，老虎受惊随即逃跑了。
章惇回去对苏轼说：你一定不如我。
命运这小娘皮有的时候，就是爱开玩笑，一般来说历史上的名人，把友情都看得很重，他们两位的人生经历，只能说，时也命也！
苏轼流放
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公元1085年左右），变法派得势了，苏轼遭外放、贬谪，而章惇出将入相，仕途相对顺遂。
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有名的“乌台诗案”，章惇和苏轼，两人虽然在政见上意见不同，但都很珍视两人之间的友情，就写信安慰苏轼，还给与苏轼很多的帮助，解决了苏轼很多的困难，非常的敞亮，对得起他们俩的友情。
在这个时候，章惇还不是宰相，当时的宰相姓王，数次把苏轼诗词当中的“蛰龙”拿出来说事，多次挑唆宋神宗，一定要惩罚苏轼有“不臣”的罪责，章惇多次据理力争，直接斥责宰相说：“你是想让人家整个家族都歇菜吗？”，宰相辩解说：“你着什么急，我不过是在转述苏轼说的话而已”，章惇怒了，就说：“你这么喜欢转述，苏轼的口水，你也吃吗？”
在流放的日子里，苏轼给章惇写过诗，在元丰年间，写了“高情犹爱水云乡”的赠章惇诗，写信给章惇，说：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只有你章惇，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受恤之，真与世俗异矣。从这些书信里，可以看得出，在这个时候，两人的关系仍然十分的要好。
章惇流放
宋哲宗元祐时期，朝廷出了一位女强人高滔滔摄政，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宣太后，司马光当丞相，变法派遭受到了大面积的清洗，苏轼达到了人生仕途的高点，三入承明，四至九卿，章惇就遭殃了。
苏辙的第三个儿子，娶的是黄实的女儿，所以与黄实是儿女亲家；而黄实又娶的是章惇之女，故他称章惇为岳父，所以章、苏两家也就沾亲带故了。
实际上，在章惇被贬黜的过程中，苏辙上的《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给保守派起到到了炮弹的作用，由于章惇被定义是反派，关于他的诗词和书信文字很少有能流传的下来。
章惇，一开始是被罢黜到了汝州，身心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多次乞求朝廷要去扬州，这样方便就近照顾87的老父亲，但都不被允许。
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章惇，可以回到杭州老家，这个时候，苏轼是给他写过一封信：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
苏轼在信里，提到了当初他们一起归隐田园的约定，可见他们虽然政见不同，但是友情这个时候依然还在的，并没有完全的破裂。
章惇黑锅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宋哲宗亲政，章惇被启用为相，被老娘压制这么多年，尤其是皇帝，反谈是非常可怕的，为了反对宣太后管事时期所有的决策，对包括苏轼在内的元祐党人，被宋哲宗实行了发泄式的报复，有资料记载，曾经有大臣询问宋哲宗：“能不能把元祐党人，从岭南调整到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呢？”宋哲宗十分明确的表述：肯定不可以。
在这个时期，章惇，没有出手营救苏轼，应该是有对二苏的恩将仇报之举加以惩罚报复的原因。
章惇格局
在章惇当宰相的7，自始至终都是变法革新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在这期间，他并没有和司马光一样，对不同政见的人赶尽杀绝，也没有对所有的朝廷决定实行一刀切的意见。
当时，章惇向宋哲宗提交新修订的法令，宋哲宗看到有些法令是元祐时期颁布的，大惑不解啊，曾说过：“难道元祐敕令，也有可取的吗？”
章惇的回答是：“取其善者。”
在这段时期，他恢复了被司马光废除的熙宁、元丰新法，支持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但手段有些激烈，虽然改变不了北宋的结局，但却让北宋有了一次回光返照的机会。
在宋哲宗死后，就得讨论继承人的问题，朝廷争吵的是非常的激烈，甚至提名了一位有目疾的候选人，宣太后是死了，可来了个向太后，史料记载，他曾经当着向太后的面，态度非常坚决的反对立端王赵佶，并且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在立继承人这个话题上，说得上话的大臣里面，有位曾布就说：“章惇未尝与臣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极力赞同立端王。
赵佶，即有名的亡国之君宋徽宗，在宋徽宗上位后，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苏轼苦日子到头了，这下又轮到章惇倒霉了，一贬再贬，最后死了被贬的睦州。而在他死后不久，北宋在徽宗玩物丧志中，迎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悲惨的“靖康之耻”。，苏轼苦日子到头了，这下又轮到章惇倒霉了，一贬再贬，最后死了被贬的睦州。而在他死后不久，北宋在徽宗玩物丧志中，迎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悲惨的“靖康之耻”。
到了元代，一代名相脱脱在组织修撰《宋史》，曾发出感慨：假如说，当初章惇的意见被宋廷采纳，北宋也许是另一种结局。因为“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有不亡者，徽宗甚焉”。
再也不见
苏轼在信中表示：虽然对于这种事情，他也帮不到什么，但在信里说章惇一定要保重身体；“虽重疾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他和章惇相交40年了，到死都承认并怀念和章惇的友情。
相逢一笑泯恩仇，但他们俩却再也没机会在一起，章惇一再被贬，在被贬到雷州后的半年去世了，苏轼也在常州去世。
纵观宋史，都是批评章惇，品行不好，指责他是一个小人。我们都知道，在宋代以后，程朱理学是主流思想，在这个思想浪潮里，有2个核心点：
1.斥责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
2.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
王安石，能得以幸免，是朱熹，肯定了他的“文章节行”“道德经济”比较好，放他一马；章惇，在当宰相期间，由于性格耿直，恃才傲物，一方面当了宋哲宗的黑手套，一方面在变法做法比王安石酷烈，被后世很多的“保守派”住到“小节”就被列入“奸臣传”里一直没有洗白。
章惇，时士大夫评价他：承天一柱，判断山河！
章惇，北宋后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和改革派，他用实际行动为北宋的朝廷，经济和军事发展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他同时被宋史和元史一起抹黑，十分罕见！
章惇，从他一生的轨迹来看，他可不是小人，反而是一个无私无畏，坚持立场，忠于职守，发出了不合时宜之声的孤胆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