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魏征和方孝孺两个名字能够联系到一起，是因为他们都经历过所处朝代的一场政变。魏征是唐朝首位皇太子李建成的谋士，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被胞弟李世民所杀。方孝孺是明朝建文帝朱允炆的重臣，朱允炆的四叔发动靖难之役由北平攻入南京，朱允炆不知所踪。同样面对篡位者，魏征选择为新主子李世民效力，方孝孺则是宁肯被灭十族也不愿意做朱棣的臣子。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情况相似的两个人做出非常不同的选择呢？
看似李世民和朱棣都是夺权行动，但性质并不完全一样。李世民属于夺储，朱棣属于夺位。因有李渊在，李世民第一步只能是和自己的哥哥李建成争夺皇太子的位置。事实上也是这样，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并没有立即变成皇帝，而是由李渊册立其为皇太子，后禅位给他。在程序上，李世民是没有问题的，经过李渊的确认，不仅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属于李世民，唐朝皇位继承的正统性也属于李世民，可以说本来说不清道不明的唐朝皇储之争，因李世民的胜利，变成了李世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后的，反戈一击。
唐朝玄武门之变
魏征与李建成之间严格来讲并不是君臣关系，是谋士和主公的关系，李建成并不是“主”，归根结底都是李渊的“臣”。在李建成被杀后，李世民成为皇太子，并最终成为皇帝。魏征投靠李世民虽然有失节之嫌，但并不是不忠君，更谈不上背叛旧主。李建成阵营被瓦解，魏征另投明主是合情合理的。
魏征
朱棣作为朱元璋第四子，本身是藩王，以藩王的名义发动了靖难之役，这本身就不符合祖制。他的口号是“清君侧，靖国难”。也就是说他的理由是皇帝身边有坏人，他要帮助皇帝除掉坏人，问题是皇帝并没有请你，皇帝也没有指明谁是坏人，朱棣这个靖难之役，就是赤裸裸的造反。这个时候，方孝孺作为朱允炆的臣子选择誓死不投降，守的是一个忠，也是一个理。朱棣作为朱元璋之子，没有尽心辅助父亲的继承人朱允炆，反而以藩王位夺取皇位，这本身是很容易被诟病的。方孝孺作为建文帝朱允炆的臣子，不屈服朱棣，体现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忠义。
靖难之役的本质
魏征最早是参加瓦岗起义的，后来追随李密，李密失败后投降唐朝，成为李建成的小弟。如果把李建成也算做他主子的话，他至少经历三个主公，在他的内心世界根本就没有不事二主的概念。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选择追随并不讨厌的李世民并不见得是错误。而且魏征也不是李建成这一派的核心成员，投靠李世民并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反对声音。
方孝孺则不同，作为宋濂的学生，朱元璋为朱允炆选择的辅佐重臣，他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忠君思想已经深入内心，他不会情愿去为一个叛逆者服务。再说，他是朱允炆讨伐朱棣一系列诏令的起草者，是朱允炆一方的主要成员，他要是投降，就是苟且偷生，是被人耻笑的。对于这样一个忠诚于建文帝，又为建文帝削藩出谋划策之人，如果投降朱棣，是不是就坐实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就是在挑战“真命天子”。读书人的骨气，注定他不会选择“弃暗投明”。
在宋朝以后，读书人更看重的是名声，哪怕自己要做什么事，也会变换一个方式，找个合理的台阶。背主求荣，肯定是不好听的。弃暗投明谁都可以接受，我们非常熟悉的老令公杨业，曾经是北汉将领，为了北汉抵抗宋军，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仍然顽强抵抗。为了让杨业投降，此时，宋朝搬出杨业的旧主刘继元来劝降，杨业才投降宋朝。这里体现一个名节，也是身份，这不是简单的投降，而是先主投降的情况下的被迫投降，不存在不忠的问题。同样，杨业面对契丹，展现了一个忠臣的气节。
北宋名将杨业
魏征由李建成转为李世民，虽有不忠之嫌，然而李世民的位置已经是被李渊追认的，虽为被迫，但依然合乎法理。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赦免了魏征，魏征顺坡下驴，顺理成章的成为李世民的人。朱棣则对方孝孺有些过分，他让方孝孺为其草拟即位诏书，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要知道，当年，讨伐燕王的诏书檄文也是方孝孺所作，相当于方孝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要知道，读书人是好脸面的，为了这个脸面，方孝孺即使被诛十族，也不屈服，这其实更应该说，源于读书人的倔强。朱棣可以不喜欢方孝孺，也可以不重用方孝孺，但绝对不能打方孝孺读书人的脸，脸被打以后的方孝孺，已然没有了惧怕，与十族人一同赴死。
朱棣灭方孝孺十族
唐朝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朝代，这既与统治者鲜卑化有关，也与长期的战乱有关，并且在程朱理学出现之前，古代中国相对是开放的，比如三国时期，叛主投敌虽然遭受非议，但不是不可接受，三国魏蜀吴都有接受叛臣的情况。程朱理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的思想，忠君思想更加的强烈。魏征和方孝孺分别位于宋前和宋后，对待臣子“跳槽”的认识也不一样。况且魏征出身瓦岗军，对于更换主公，已经见怪不怪了。方孝孺则是读圣贤书，侍奉君王。一旦变心，会接受强烈的压力。方孝孺以血的代价，挽回了名士的尊严。方孝孺以十族人的代价换了忠诚，即使朱棣的后人也把他列为建文帝朝的忠臣，忠诚终得到应有的回报。
魏征十谏太宗，李世民不计前嫌，方有后来的贞观之治。方孝孺被灭十族，朱棣虽稳固了天下，却造成了天下的读书种子灭绝了。有忠诚之士，方能治理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