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梁唐晋汉周，其中有三个政权是沙陀人建立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沙陀人的时代。但鸟瞰天下，表里山河并非胡汉竞争而是群雄逐鹿。而得鹿的枭雄，大多是山西军阀。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山西称霸的时代。
大唐灭国，终结了关中时代。以关中制中原，这个曾经的制霸铁律，已被历史淘汰。后梁灭国，延续了中原弱势。中原富甲天下，但四战之地，往往不敌形胜山河。而天下精兵之所在、天下钱粮之所在的河北大地，或附河南、或附山西，一直是逐鹿称雄的关键筹码。所以，乱世之所以风云变幻般地改朝换代，就是因为山西高地总出枭雄。这并非胡汉竞争下的沙坨时代，而是一个形胜制霸的山西时代。
01.乱世的底层逻辑正在扭转
大唐是怎么亡的，李存勖就是怎么亡的。皇帝听将军的、将军听士兵的，这就是五代乱世的最强逻辑。中心的王朝打不破这个逻辑，就不可能长保国祚。
李存勖和李嗣源之争，争得不是天下人心，而是后唐军心。军队支持谁、谁就能乱世得鹿。军队支持李嗣源，李存勖就只能身首异处。
李从珂取代李从厚，也是这个逻辑。李从珂凤翔城头流泪卖惨，哭动了六镇军心。待到军中高呼“大相公，吾主也”，鹿死谁手也就见了分晓。
效法义父李嗣源，李从珂也是哭来了帝位。五代十国的骄兵悍卒，有两个受不了，一是受不了金钱诱惑，能抢劫就造反；二是受不了将军流泪，谁能哭就跟谁。负心多是读书人，因为读书人理性而残酷；仗义每多屠狗辈，因为屠狗辈感性而心软。
帝位可以卖惨得来，而政治却必须理性计算。在哭服骄兵悍卒之后，李从珂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制服节度使悍将。但是，这时候，任凭他再怎么哭也没用了，因为对象已经变了。
李从珂，成也感性，但败也感性。在最该冷酷计算的时候，他却儿女情长了，放走了枭雄石敬瑭。于是，山西高地与中原朝廷的较量，势必要拉开序幕。
五代十国的天下格局，大体是这个样子：山西最强形胜、洛阳最盛王气、汴宋最富天下、河北最重砝码。
自李存勖祖孙三代经营山西以后，山西高地不仅最强形胜而且最强军事。这里盛产的沙陀骑兵足以冲撞天下。但是，山西枭雄一旦中原得鹿，就必然要迁都洛阳或汴宋。原因则是山西太穷而中原太富。所以，王朝更迭不断，就是因为经济中心与军事中心的长期分离。
但是，趋势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在李从珂之时，山西高地仍旧可以继续制霸天下。
02.石敬瑭的无耻计算
公元933年，石敬瑭被加封为侍中、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同时兼任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地蕃汉马步军总管。这已经不是位高权重的问题，而是完全掌控了河东山西高地。
身在京城的李嗣源就不担心石敬瑭在山西造反吗？一个原因是山西这个地方必须不断加强，因为要防着北方的契丹；另一个原因是石敬瑭的身份，不仅骁勇善战而且还是李嗣源的女婿。所以，沙陀人的龙兴之地，不仅要一直被加强，而且必须托付给石敬瑭这种可信赖的人。
李从珂时代，石敬瑭因为拥立有功，所以继续执掌山西。李从珂向士兵卖惨所以得立帝位，而石敬瑭则是向皇帝李从珂卖惨所以得归山西。而一旦返回山西，石敬瑭立即从病榻上一跃而起，生龙活虎地开始了他的造反攻略。
石敬瑭为什么要在山西造反？因为这是乱世。有实力就造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有实力不造反，才是最不正常的事情。乱世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力量决定一切；而乱世还要奉行黑暗森林的人心计算，猜疑决定走势。李从珂猜疑石敬瑭、石敬瑭猜疑李从珂的猜疑，所以猜疑链必然紧张到崩溃，而崩溃之后就是逐鹿天下。
但是，山西高地太穷，所以石敬瑭无力征服整个中原天下。而作为逐鹿筹码的河北，还控制在李从珂手中。但是，石敬瑭却借力草原，把契丹人引入中原，帮助他争霸天下。
一是石敬瑭人契丹耶律德光为父。
二是契丹出兵助战后唐李从珂。
三是事成则割让割让燕云十六州。
03.腐儒与蠢将并存的后唐朝廷
石敬瑭上书移任别镇，实际上就是在试探李从珂的态度。若皇帝李从珂不同意移镇，那说明君臣猜疑还可缓和；若皇帝李从珂同意移镇，那说明君臣猜疑已经无可挽回。因为移镇的节度使就是离山的老虎，分分钟就能被干掉。
但是，后唐枢密使直学士薛文遇，却上书了这样一段话。
以臣观之，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图之。
石敬瑭要造反，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所以，不是满朝皆醉而唯有你薛文遇独醒。大臣们看出来却不说，是没人能够拿出解决办法。同意移镇，石敬瑭肯定反，但怎么平反却没有方案。拒绝移镇，石敬瑭可能反也可能不反，还有挽回余地，那就是拖。但是，你薛文遇虽然点出了要害，却拿不出方案，这就等于在点火。
石敬瑭与李从珂的关系，被薛文遇这么一搅和，就彻底破裂了。于是，山西联盟契丹，朝廷组织藩镇，两方力量立即开打。
公元936年5月，后唐以张敬达为主帅、杨光远为副帅，举彰武、河阳、安国、保义等诸镇五万大军围攻晋阳。
但是这一仗根本就没法打，一个是石敬瑭的威名太重；一个是前敌主帅太蠢。
后唐大军一面集结，后唐大将却一面带着士兵向石敬瑭投降。李从珂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养子，而石敬瑭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从关系的亲密度上来说，石敬瑭要比李从珂更占优势。同时，石敬瑭是藩镇、李从珂是皇帝，藩镇之间兔死狗悲、同气连枝，天然就有反朝廷的属性。
以上还是政治上的弱势，而后唐的在军事上则更是白痴。主帅张敬达原为后唐北面兵马副总管、驻兵代州，本来就是李从珂安排在晋阳以北看着石敬瑭的。所以，后唐军队可以南北两路夹击晋阳，一是形成战略合围；二是防御契丹偷袭。
但是，张敬达居然从三百里外的代州跑到了晋阳城南，跟杨光远合兵一处。晋阳以北就是一片军事真空地带，契丹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而副帅杨光远呢？这个人就是一直在吹牛，对李从珂奏报说：只要石敬瑭没有援军，那么旦夕之间就可平定；即便契丹来战，那就捆在一起打，“可一战破也”。
朝中有腐儒、军中有蠢将，如此后唐，对付石敬瑭都不够格，就别说再加上一个草原雄主耶律德光了。
04.山西与草原联盟吊打后唐王朝
张敬达和杨光远这两个蠢将，在晋阳城下搞包围，搞了两个多月，也没能把石敬瑭怎么样。后来，还是李从珂更聪明一点儿，在八月下旬，严令二人务必在契丹大军到来前拿下晋阳。于是，唐军才开始疯狂攻城，但张杨二人根本就不是石敬瑭的对手，所以晋阳城固若金汤。
公元936年9月，契丹的举国大军南下晋阳。耶律德光说九月就是九月，契丹五万大军完成集结，自大同南下。九月十五日，契丹人蜂拥而至晋阳虎北口，然后将不下马、兵不放戈，直接扑向围城晋阳的后唐大军。汾曲之战，后唐被歼万人、被俘千人。随后，契丹军与晋军合兵一处，迂回到唐军晋安寨（唐军包围晋阳驻营寨于此）以南，快速建立了一道封锁线。
长百余里，厚五十里，多设铃索吠犬，人跬步不能过。
后唐大军，北有晋阳城、南有封锁线，整个儿被契丹和晋军来了个反包围。张敬达的五万唐军，马上就要重蹈赵括长平之战的覆辙。但是，张敬达远不及纸上谈兵的赵括，赵括还知道拼命突围，而他虽然拥兵五万、战马万匹，却“四顾无所之”。
晋安寨被围之时，后唐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和其子忠武节度使赵延寿带着数万大军驻守上党。在李从珂的催促下，父子二人进军团柏谷（今山西祁县团柏村），与晋安寨相距百里。但是，这两个节度使就是死活不再向前一步了，硬是看着耶律德光和石敬瑭吃掉晋安寨的五万后唐主力。这对父子在想什么？他们也想当皇帝，赵德钧派使者到耶律德光营帐，要求与契丹约为兄弟、共灭后唐。但是，这时候就比谁更无耻了，你赵德钧想与契丹称兄道弟，而石敬瑭却直接拜耶律德光当干爹，而且还允诺了燕云十六州。所以，耶律德光怎么选，也就可想而知了。
后来，杨光远杀掉主帅张敬达，率全军向石敬瑭和耶律德光投降。契丹和晋军进至团柏谷，赵氏父子立即逃往上党，军中兵马自相践踏而死伤过万。契丹和晋军再次追至上党，生擒了这对志大才疏的父子节度使。
05.这是一个山西称雄的时代
公元936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后唐皇帝李从珂见与曹太后、刘皇后及其子李重美自焚于洛阳玄武门。至此，后唐国灭，中原天下进入到儿皇帝石敬瑭的后晋时代。
后晋灭后唐之战，石敬瑭借力草原，以儿皇帝和燕云十六州为代价，又一次成就了沙陀人的辉煌。石敬瑭的这个代价，以及他与契丹人的这个交易，到底算不算卖国？
石敬瑭非但后世遗臭，即便在当世也遭人不齿。有人说石敬瑭是一个沙陀人，所以不算汉奸，自然不算卖国。但是，汉族、沙陀这些标签在当时没有区分的意义，中国和夷夏才是区分的标志。
石敬瑭的部将、沙陀人刘知远，也是后汉的创建者，就非常不满石敬瑭与契丹人的交易。
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
而当时的大同节度使判官吴峦，则直接率军民力战契丹、拒绝契丹节度使入主云州，即所谓：
吾属礼义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
即便是当时的契丹人自己，也知道这种夷夏之别。驻军上党后，耶律德光不再南下，对石敬瑭言：
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惊核；汝宜自引汉兵南下，人必不甚惧。
五代的沙陀人早已不认为自己是蛮夷，甚至以中国自居而称契丹人为蛮夷。而契丹人也不认可沙陀人与自己同源草原，而是一棍子打到了中国，如耶律阿保机称沙陀人为“恶汉儿”。所以，在足够长的战争融合中，沙陀这支突厥人已经没了种族的区分意义。
因此，虽然后晋取代后唐，但是石敬瑭因为与契丹人的无耻交易，遭到了朝中大臣、各地藩镇和天下百姓的集体不满。而自后晋开始，草原契丹便正式染指中原天下的内部逐鹿。
所以，我们也无法再把后唐、后梁以及后汉称之为一个沙陀人的时代。这只是一个中原逐鹿的乱世。而乱世之所以乱世不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山西高地屡出雄主。后唐举天下大军围攻石敬瑭，却累月不下。其原因就是山西的复杂地形，山西首先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即便是乱世收尾，割据山西的北汉政权，也是最后一个被消灭。而山西其次则是一个可以兵出天下的枢纽，向东可略河北、向南可威中原。
所以，五代乱世，是一个山西制霸的时代。待到山西高地在战争消耗得无力称雄，中原雄主才有终结乱世的可能。但是，此时的草原马刀已经闪亮中原，为这乱世增添了更为浓厚的一重血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