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经常提到的“绿色溢价”，衡量的是清洁能源成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推动绿色转型就是要采取措施降低清洁能源成本或提升化石能源成本，最终让绿色溢价转负。因此，绿色溢价的概念蕴含着实现绿色转型的两个基本路径：一是通过碳市场、碳税等碳定价机制提升化石能源成本，在需求侧抑制高碳活动，欧盟采取的是这种方式；二是通过科技进步与绿色投资来加大新能源供给，降低清洁能源成本，这是中国推动绿色转型的主要方式。
判断绿色转型路径是否有效的基础在于能否纠正外部性。对于碳排放而言，收益是个体的，损害由整个社会乃至全球来承担。碳市场、碳税等碳定价机制要求个体为碳排放支付价格，将负外部性造成的社会成本内部化，由此实现对外部性的纠正。同样的逻辑也适用理解供给侧发力路径。科技研发与绿色投资具有正外部性，投入的成本由个体承担，形成的技术进步与绿色产能却是整个社会受益更多。如果没有政策激励，则个体对科技研发与绿色投资的投入意愿低于整个社会的合意水平。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或者其他政策措施将正外部性内部化，以激励个体进行绿色科技研发与产业投资。总之，从纠正外部性的角度看，绿色溢价所蕴含的需求侧发力与供给侧发力两条路径都可以促进绿色转型。
需求侧发力本质上是一种减法措施，通过碳定价机制纠正负外部性难免付出经济代价。如果碳市场要兼顾减排与增长，则需要背离“减法促减排”的初衷，将碳市场做成为供给侧发力提供资金支持的融资手段。问题是碳市场存在交易成本高、碳价波动大的内在缺陷，用碳市场去间接支持供给侧发力，不如直接以供给侧为政策发力点更有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欧盟碳市场的活跃度、碳价格都比中国碳市场高很多，但在促成新能源装机方面远不如中国有效。
作为“加法促减排”的转型思路，供给侧政策可以更直接、更有效的将绿色创新、投资的正外部性内部化，以充分发挥新能源的规模经济效应，进而更有效推动全球绿色转型。这或许也是欧美近期更多采用中国式供给侧发力思路的内在原因。
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大国优势还体现为更有能力克服土地规模不经济的约束。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功率密度普遍比化石能源低得多，意味着绿色转型需要使用的土地面积将显著提升。研究表明，如果用清洁能源替代现有化石能源，所需土地面积将至少占全球的2.6%，而现阶段全球所有能源仅占用全球土地面积的0.4%。与此同时，土地使用具有天然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绿色转型可能加剧不同土地用途之间的竞争，放大土地规模不经济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大国优势不仅体现为人口规模大、经济体量大，也包含陆地、海洋等国土面积大。国土面积广大，通常意味着有更多闲置土地资源来发展新能源产业，尽可能削弱绿色转型与其他土地用途之间的竞争性；面积大的国家通常跨越多个经纬度、包含多种地貌，具有更显著的时间、气候等时空差异，可统筹发展水电、太阳能、风能等多样化的清洁能源，增强能源供应韧性与抗风险能力。
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有规模未必有规模效应，在当前形势下充分发挥新能源的规模经济性，中国需要重视如下三个问题：
1）作为高耗能行业，全球数字经济耗电量增速已经达到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速的2至3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全球领先，有必要在加强数字治理的探讨中增加绿色维度。
2）中国分散的清洁能源用地管理机制，导致绿色转型过程中存在一些低效的区域竞争问题，清洁能源装机存在一定的区域割裂性。未来可能需要加大清洁能源土地使用的统筹力度，加快跨区域电力交易市场建设，通过全国一盘棋来充分发挥中国的空间大国优势，以削弱土地规模不经济的约束。
3）由于地缘政治、能源供应安全等非经济原因，制造业产能去中心化是逆全球化的核心诉求之一，新能源的制造业属性或增强贸易保护主义动向。中国需要更加充分地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放绿色产业链，让更多小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分享中国的规模优势，以推动全球实现更低成本的绿色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