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是先秦时期最早、寿命最长的诸侯国。燕文化萌芽于原始社会，兴起于西周初期，西周中后期至春秋时期，后出现于战国时期。秦统一六国后，燕国灭亡，但燕文化并没有消失。随着社会的发展，京都文化、晋味文化、纪府文化的各种色彩发生了变化。
一、燕国历史的演变
1、商燕起源之地
从商朝的考古发现来看，商朝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以商部落为核心的众多部落的联盟。这些部落联盟与周朝的诸侯国有着明显的区别。诸侯国由周朝皇帝委托给朝臣和贵族。其疆域原本就属于周天子；
而商朝的周边部落是与商部落同时存在，甚至有些还要早于商部落，其与商部落只是合作关系，即使方国臣从于商，也是自愿选择的政治行为，而不是迫于某种政治体系。商部落的国家政权管理范围的基本分为王畿、四土与四至三个构造部分：
首先，王畿地区即商朝的都城及其周围地区，由于商朝最早建都在今商丘地区，后迁都殷墟即今安阳地区，所以商王朝的王畿大概是河南的中北部，其辐射范围包括河北的南部、山东的西部，这一地区是商文化最本土、最核心地区。
其次，四土地区是指部落范围内除了王畿以外所达到的最远疆域。最后，四至是指臣服于商部落，在保留本部落文化的同时接受商部落文化的诸边方国，这些方国一旦被商部落吞并，就成为四土的范围。
考古学家在今北京房山地区发现了商朝遗址，据此断定该地很可能为燕国的古都城燕域严重边缘化，成为分封国中最北一个。西周早期燕国兼并蓟国的同时迁都蓟城，但是对蓟国灭亡的时间有异议。之所以史料中对蓟国的记载极为少见，是因为它在立国不久便被燕国吞并了。
由于蓟处在南北大道的北端，侯仁之先生称之为“北京湾”的地域，地理位置和发展前途均优于大石河沿岸的燕毫，因此大约在成王之世，燕国就在吞并蓟国后迁都蓟，而燕毫可能作为一座陪都，使用至西周末年。在西周时代，燕国有可能实行过两都并存的制度，亦有可能燕毫被降为一般性的城市，只保留蓟一座都城。
2、烽火多变之国
战国时期，七雄争霸，战争不断，然而燕国除了面对其他六国的威胁，最大的困扰还在于北居的山戎，燕国与山戎的战争时间长久，山戎的侵扰不仅影响燕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还直接影响到燕域范围的大小。燕恒侯时期，由于山戎侵燕，被迫将都城南迁到临易。这一时期燕国疆域范围缩小，到燕庄公时期，齐国助兵伐戎，才帮助燕国取回原有疆域。
燕王哙让位于子之之后，燕国大乱，齐国趁机攻进燕国都城，并占据燕国三年之久，这一段时间燕国几乎处于灭亡状态，直至赵国护送燕公子职回国以后，齐兵才撤出燕国，公子职是为燕昭王。对于秦开的记载并无详细年代，学者根据时间推断，应为燕昭王在位期间。
燕昭王之后，燕国综合实力急剧下滑，燕攻赵地之时，受到齐、赵的联合报复，燕国失去中阳地区。燕王喜在位期间，与赵国发动战争，燕败，被迫割让五座城池。战国后期赵国伐燕的过程中，燕国又失去武遂等四座城池。
二、燕文化的形成
1、兴起于西周早期
商燕文化也称为“先燕文化”。商族长期居住在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商人的先祖虽然多次迁都，但一直都在冀北和冀南。首都及其周边的所在地是望济。王济周边的领土是司徒，司徒的外围是一个臣服于商的国家，称为司直。早在商族繁荣之前，烟雨就已经有土著民族了。
古竹国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国家。其都城位于唐山滦南地区。然而，周朝以后，周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号召众为燕，将古竹国的领土压缩到冀东一隅。因此，商代孤竹国的文化与目前讨论的燕国本土文化有很大的一致性。孤竹国接受商代文化并深受其影响。由于远离中原改造中心，这里也成为商代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之一。
当然，除了古竹国，还有蓟国。蓟灭绝后，燕以蓟为都城，因此也是燕屿的原住民之一。西周为当地带来了先进的周文化，并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周文化、商业文化、本土文化的融合，结合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促进了燕文化的繁荣。以北京、内蒙古出土的燕国墓葬为基础，有占卜甲骨、祭祀青铜器、寿陶、官印等文字。
2、断代于西周至春秋
燕国活动范围在周朝疆域的北部，周围有戎、狄和东胡等部落，仅东南面与齐国相邻，与中原各诸侯国往来交流不便。根据考古挖掘，在出土的西周的燕国遗址中，少数民族元素普遍使用。据于此，有学者提出燕国记载断代是因为少数民族屡次犯燕，甚至燕国在此期间处于灭亡状态。
此推测未免有些大胆。《世本》和《史记》两部记载中均提到燕召公受封以后至燕惠公共九世，说明当时是有九位国君存在，并非亡国。除了司马迁从保存下来的文字记载中编撰的部分《史记》外，《史记》的一部分还来源于外史。在历史记载中，燕国一直是一个被人鄙视的大国弱国。
例如，孟子会见张仪时称“燕子辱民”，燕王说“寡妇是蛮夷”，荆轲刺杀秦中，自称“北汉蛮夷”。可见当时的燕国确实很弱，有可能在战乱年代，弱的燕国被忽视了。
三、精神内涵正负两维
1、勇猛促进了燕国的强大
作为殷商的国土，燕承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武力统治天下、稳定社会的手法。燕域一直处于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界地，战争不断，这一时期的勇与战结合在一起。《竹书记年》中有“周公季历伐燕京之戎，败绩”的记载，《诗经幽风》中亦有关于战争的诗句记载“我徂东山，慆慆不归”“周公东征，四国是皇”。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勇”上升为一种德性，勇是“气”和“力”的结合。儒家文化的勇必须符合仁义思想，是在遵循基本儒家仁义礼智信基础上的道德的深化，是一种难得的“德”。燕域的勇猛基因激变在战国时期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条件下进行。
地理位置上，燕域历史上曾被游牧民族统治，疆域扩大以后，与游牧民族比肩相邻，受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深远，其豪放勇猛的特质深入骨髓。时代特征上，燕域一直是各朝代变更或政治动乱时期的主要战场之一，在大争之世生存必然要有大勇之精神。
在如此深远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下，荆轲刺秦的“慷慨悲歌出易水”事件爆发。慷慨则勇猛，悲歌则激昂，其深厚的情感植根于燕域固有的勇猛文化。
2、迂腐保守的因循守旧观念
燕国敢为天下先的同时存在着默守陈规的特征。孤竹国夷齐让国、叩马谏伐、耻食周粟、甘饿首阳的故事，既是隐忍内敛传统之源，又是迂腐保守、因循守旧的典型。迂腐保守因循守旧观念主要体现在历史改革方面。大争之势，列国伐交频频，强则兴，弱则亡。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封建社会早期，土地和人口是衡量综合国力强大与否的重要因素。
各诸侯国为了提高经济实力、增加人口、充实国库，取得争霸战争的胜利，陆续开展变法改革，并取得了鲜明的成果。经济迅速发展和政治管理有序，直接促进了兼并战争的胜利。燕国世居北隅，遵循旧制，只求稳固朝政、理顺朝野，力求廉政护国、守制安民。守旧势力极为强大，缺少改革动力，别国是向前改革变法，燕国却搞出了复古的闹剧。
结语：
燕国发生了“禅让”这一滑稽戏剧，根源在于燕国几百年的王道正统地位，产生了深厚的迂腐思想和不切实际的自大心理。面对诸国政治的风云诡谲，燕国自认地缘、实力均处于弱势，有图强之心，却无图强之力。唯一能引以为傲的就是其皇室正统血脉，在举手无措的情况下，慌不择食的选择了禅让这一道路。其结果不但没有强盛反而几乎灭国，其行为被各国所不齿，连大国尊严甚至都已经丧失。
参考文献：《战国策》
《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