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丰 胡玮
广西桂林夏季的溽热，果然是名不虚传。2023年8月27日中午，我们从湖南长沙南站乘坐高铁抵达桂林北站的时候，33度的高温荡溢着扑面而来，让我们身上的汗腺立即做出了快捷反应。
在颇具禅意的“泊隐一念间酒店”办理好入住手续以后，我们便打车前往位于桂林市象山区永宁巷和万寿巷之间的那座舍利塔。我们知道，唐初宰相褚遂良当年被唐高宗和武则天贬谪离开长安以后，第一站是到了潭州（今天湖南省湘潭市）。这里，距离大唐王朝的政治中枢长安大约有1178公里。其后不久，褚遂良再遭贬谪，被迫前往第二站的桂州（今天的广西桂林市）。这里，距离潭州有480公里，距离长安更是有着1391.6公里之遥。
在中国古代官场上，这种因“罪”对高官一贬再贬的事情，是屡见史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仔细想一想，不外乎是皇帝或者感到惩罚的力度不够不足，或者是从“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等等或明或暗的讯息中感到受贬者反省不够，用今天的话说，既可以叫“态度不端正”，也可以叫“没有低头认罪”。
我们记得身为宰相的褚遂良从长安被贬到潭州的时候，还带着一个“潭州都督”的头衔。从潭州再被贬到桂州的时候，依然带着“桂州都督”的头衔。从表面上看，这属于“平调”——平级的调整。实际上，褚遂良因此距离大唐王朝的政治中枢——长安更加遥远了。这种路途的遥远，可以让褚遂良内心的梦想一次一次地破灭；这种路途的遥远，可以让褚遂良精神的期待与幻想走向彻底的绝望。当代中国人喜欢讲政坛历史上“三起三落”人物的故事。其实，那种具有非凡毅力而“打不死的小强”，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
在浩瀚的典籍里面，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唐初宰相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的时候，依然是满怀热情地在地方上为民勤政；到又一次被贬为桂州都督的时候，就看不到他有什么政治作为了，反而是多了一些书法作品。此前，我们曾十分不解，为什么今天在湖南湘潭市还留有一座规模可观的“褚公祠”，而在今天的桂林市仅仅就有一座与褚遂良有关的“舍利塔”了呢？经由这次踏访，我们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同样是遭贬到地方，褚遂良在潭州地方做出的贡献远远高于并多于在桂州地方做出的贡献。在潭州，褚遂良可谓心犹存念，相信自己能够东山再起。在桂州，褚遂良虽然还不至于万念俱灰，但大概只有“活着就是胜利”的信念了，很难再去奋发有为。走笔至此，我们想起那句现代的语言——“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在政坛官场是否遭受委屈，百姓并不会过多关心的。你为当地百姓的民生做出了贡献，他们就会尽自己的力量纪念你；相反，他们也会显出相应的冷漠。历史有情亦无情。
记得我们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观看褚遂良的书法作品时，曾为那里没有寺院感到困惑。还是讲解员告诉我们，每一座窟，都可以看作是一座寺庙。这个时候，我们意识到桂林这座舍利塔应该也是一座寺院了。
果然，史料告诉我们：这座舍利塔，就是当年的开元寺。那个时候，褚遂良不仅作为宰相享誉大唐，同时作为著名书法家也誉满各地的。以至于褚遂良遭贬潭州的时候，求字者就络绎不绝。说一句饶舌的话，民间“百姓”向政坛失意者求字，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在桂州为官时，开元寺住持对以书法闻名于世的褚遂良十分仰慕，热情邀请他为寺院书写《金刚经》，并让人摩字刻碑，竖立在寺中，作为镇寺之宝。这，就是舍利塔《金刚经》石碑的来由。
由于事先查阅了资料，我们知道舍利塔内的这座石碑今天已经是“无字碑”了。而说到“无字碑”，人们脑海里可能首先会冒出的是那位改唐为周的女皇武则天临死之前去周复唐，并要求给自己立“无字碑”的事情。看看刘明军、蒋焱兰编著的《武则天无字碑之谜》（中国文史出版社，2023年1月北京第一版），就可以得知人们对武则天无字碑的热追至今依然不衰。
今天，我们追寻唐初宰相褚遂良政治生涯踪迹的时候，就再也不能无视他留下这块无字碑的缘由了。历史的传说是这样的：大清王朝的乾隆年间，临桂县小小的典史严成坦赫然得势。这个对大唐女皇武则天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地方小官，十分愤恨唐初宰相褚遂良当年“愚忠先帝、蔑视武后”的行为，一想到自己境内的开元寺内还立着一块褚遂良手书的《金刚经》碑，就觉得浑身上下从里到外地不爽。最后，他竟然下令，让人把碑面的经文铲除而去，给后世又留下一块“无字碑”。
对于这种传说，也曾有人质疑——认为在当地的史籍中查不到相应文字记载，还认为一个比县太爷还小的负责治安与狱政的典史，不大可能有如此的胆量，也不会有如此的能耐。
小官常能办大事。我们想追寻的是：典史严成坦究竟是在乾隆60年间的哪一年把开元寺的《金刚经》碑铲字为平的？坦率地说，我们没有找到确切的史料记载。但我们尝试着做了一个推测。因为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月，桂州当地的“刁民”黎民雍曾经“私雕印信、伪造监生执照”谋求官职。案发后，省、府、县三级衙门进行了会审，确认他为重大“政治犯”，准备处以斩刑，然后交给临桂县典史严成坦看守。谁料，这个黎民雍在被看押期间，居然身患霍乱而亡。这还了得，朝廷重犯，未斩而死，省、府、县有关官员都受到处罚。严成坦作为第一责任者，肯定是难逃其咎的。此事记录在《清高宗实录》第一千一百九十卷里面。
身背重罚的典史严成坦一定会争取各种各样“立功赎罪”的机会的。我们推测他应该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以后，通过对大唐皇权表示维护的一种另类方式、也就是铲平褚遂良《金刚经》碑的碑文，来为自己在大清王朝寻求一种政治上的解脱。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历史教授加藤祐三先生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与亚洲》（蒋丰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一书中指出，研究历史，需要不断地设立“假说”，以此来破解历史之谜。 我们也试图做出自己的“假说”。
离开舍利塔的时候，我们再次回首凝望，那寺院门前有着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鉴真传法挥岭海”，下联是“白塔源光化苍生”。哦，原来六次寻求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也曾来过此地。当年，他到这里的时候，褚遂良的《金刚经》碑应该还在的。只不过，鉴真后来因为东渡成功而名垂青史，褚遂良则因为被人诬告与朝中势力结合阴谋发动武装政变而被第三次贬往爱州（今天越南的清化）了。
从桂林开元寺舍利塔出来的两个人，一位去了日本，一位去了越南，历史就这样给舍利塔留下了“国际化”的故事、留下了不同的名声……（本文作者系《日本华侨报》总主笔蒋丰、世家家长学院执行院长胡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