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会有一些著名的事件或者节点，成为后世不断研究的课题对象，而且总能带来新的启示。在北宋期间发生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其中之一。由宋神宗和王安石共同主导、发生在11世纪的中国的这场变法，总体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它本质上是怎样的一场运动，带来了哪些不容忽视的影响？是利民还是害民？抑或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从发生之时直至今天，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讨论和争议一直没有停息。
近日，青年学者吴钩的新作《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再次引发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深入思考。吴钩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著有“吴钩说宋”一系列宋史作。比如《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宋仁宗：共治时代》。“吴钩说宋”系列深受读者喜欢，畅销近50万册。其中《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被评为“2018中国好书”。
吴钩
不急于给出评价
先详述王安石变法的具体细节
1067年，20岁的宋神宗赵顼接手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内因三冗问题而财政困顿，外有辽国、西夏等势力虎视眈眈。该如何处理危机？司马光、张方平等保守派主张循旧路，节流到底。唯王安石，从开源的角度提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大纲，深深吸引了天子。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围绕富国、利民、强兵，逐一推出变法举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民生等诸多领域，尤以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最具颠覆性，体现了近代才出现的国家经营思想。书中对这些变法举措的出台、推行、争议作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但变法损害权贵利益，挑战传统观念，引发满朝攻讦。
当下，关于王安石变法的阐述类作品不少，但大多都把论述重点放在了对这场变法的评价上；对变法的具体过程和细节，一般都是只是作鸟瞰式、粗线条的勾勒和描述，并没有展开论述。吴钩在《宋神宗与王安石》中试图弥补这个不足。他不仅在书中叙述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一生，以及君相相得的关系，更着重描述了王安石变法的完整过程，再现了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他在书中对变法举措的出台、推行、争议作了极细致的描述和分析，细腻还原了保守派与变法派间火药味十足的攻防战，生动展现了北宋治国精英的群体面貌。吴钩认为，历史书写，包括为历史人物立传，最重要的是讲清楚历史事实，而非急于灌输写作者的史观、立场和评价。在本书中，他将重点放在讲清楚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比如，变法派与保守派如何博弈，博弈的结果是什么，王安石做了哪些事，没做哪些事，他的对手又做了什么事。书中对最重要的三项新法——青苗法、募役法与市易法，辟出专章讲述。
《宋神宗与王安石》
在讲完王安石变法的全过程之后，吴钩提出了几个相关的问题，给予集中讨论，以期更深入地理解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这些问题包括：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吗？为顺利推行变法，王安石热衷于钳制人言吗？王安石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吗？王安石变法是一场复古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运动吗？王安石的经济变法是要实行“指令经济”吗？王安石的募役法有什么进步意义？如何解释王安石变法中的南北差异？怎么看待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理财的意见分歧？等等。
在回答“王安石变法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时，吴钩认为，首先需要先讲清楚王安石变法的预期目标是什么。显然，从王安石的初衷来看，变法的目标之一是“富国强兵”。宋王朝的国祚传至神宗时，距离太祖开国已有百余年，国家承平日久，制度日久生弊，风平浪静的海面之下，潜伏着万千暗流，而最为迫切的危机有两项：军政不振、财政紧张。那么变法目标实现了吗？吴钩的回答是，“富国强兵”的目标初步达到了。变法解决了宋王朝的财政困顿问题。
在吴钩看来，王安石的理念之新，远超时代，以至于如今的人们感慨他是“穿越过去的人”。新在哪里？在他的种种举措里，例如青苗法，是在禾苗青黄不接之时，给农民发放贷款，让他们有钱去进行再生产。募役法，是让臣民从徭役、兵役、力役中解放出来，可以自由流动，从事生产。市易法是强调调动市场力量，政府主动开拓市场经济，鼓励工商业发展、海内外贸易，打造11世纪的“托拉斯”。
在讲清楚王安石变法的来龙去脉、细枝末节之后，吴钩给出自己的评价。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国家主动开启近代化的一次伟大尝试。这场变法的一些举措体现了许多近代才出现的国家经营之先声，是宋朝站在近代门槛上的表现。王安石变法的许多举措极其前卫，甚至领先了时代近千年。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等，与发达的商业经济更相适应，代表了社会发展与历史演进的方向。王安石变法是一场自发的、主动的、积极的近代化运动。王安石主张扩大生产、“做大蛋糕”，希望创造“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局面，是一种创新和进取的精神。吴钩也认同学者梁启超、陈焕章、黄仁宇等人认为的“宋代具近代气质”的说法。尤其是近代学者陈焕章，对王安石变法有高度的积极评价，认为王安石是近代性的体现者，“如果他的计划全部得以贯彻施行，那么，中国早在一千年前就应该是一个现代国家了”。
为了探寻那段历史的细节，吴钩在动笔之前，花费大量时间阅读相关文献，书中仅直接引用的史料文献便超过150种，涵盖史官记述、笔记小说、当事人日录文集、奏书汇编等。
吴钩发现，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意义，在不少近代学者那里已经被发掘。比如梁启超曾在回顾王安石变法时也猛然发现，“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不独梁启超有这样的感觉，另一位经历过晚清近代化的历史学家傅斯年也认为，王安石变法“多有远见之明，此固非‘不扰民’之哲学所赞许，却暗合近代国家之所以为政也”。甚至，不光是晚清至近代的中国学者有此看法，日本思想界也有对王安石变法的重新发现。比如，1897年，日本学者高桥作卫发表论文《王安石新法论》，认为王安石之新法“与今日泰西经济主义相同也”（泰西泛指西方国家，记者注）。
关于王安石变法，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曾提醒，要有“大历史”的长远视角，“公元十一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日在二十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清楚。”
王安石：在文学、从政、做学问上
都达到一流顶尖水平的士大夫
历史事件的主体是人。在重述王安石变法的同时，吴钩还用很多笔墨讲述了王安石如何与宋神宗组成变法搭档，如何合作开展熙宁变法，以追逐和实现共同理想，极其有温度地刻画了宋神宗与王安石这两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尤其是王安石，这位在文学、从政、做学问上都达到一流顶尖水平的士大夫。书中集中展现了他做事业的务实与坚持，他对国家与百姓、皇帝与同僚、亲朋好友乃至政敌的真挚与豁达，真实还原了这位拗相公“位极人臣，却不贪权位、不恋美官、不慕虚名、不爱钱财、不图美色、不为享乐”的性情与风采。
古代士大夫大概可以分成三个类型：文人型、学者型、事功型。若能在其中一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便已经是青史留名的文学家，或学问家，或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等）。“王安石一身而兼三型：既是一流的文学家，又是一流的学问家，更是一流的政治家。如此人物，数百年方得一见。”吴钩写道。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讨论至今依然没有停息，但在看吴钩看来，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意义越来越得到彰显，“近代化的历史就好像是一条时光隧道，西洋人打开了隧道的一扇门，晚清人与东洋人跑进去，跑着跑着，却发现前面居然有一位熟悉的先行者，那就是宋代的王安石。”
（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