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辽东地区的寒冷异于往年。在经略杨镐指挥下，明军兵分四路，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进军合围。
由于路途险远，北路、东路进军较慢，总兵杜松率领西路军孤军深入，在萨尔浒被后金集中优势兵力歼灭。
随后，北路、东路军被逐个击溃，南路军则不战而逃，萨尔浒之战，后金以少胜多，大败兵多将广的明军。为何明军不集中兵力，以雷霆之力直捣黄龙？毕竟，从战场环境来看，集中兵力远比分兵，更容易获取战斗胜利。
具体分析，分兵合围的战术想要奏效，困难重重。一是古代通讯手段落后，依靠马匹人力传令。
加之在农历二月出兵，天气寒冷，路滑马羸，军情号令的相互传达，更被严重迟缓。各路军队之间难以有效沟通，无法及时调整行动部署。二是萨尔浒一带丘陵山谷众多，地势起伏、道路难行，行军速度更是难以统一节制。
各路兵马进攻路线不同，根本无法有效进行支援，首尾不能相顾。三是明军虽然号称四十七万，实际能够作战的正规军队在二十万上下，且还包括协助的女真叶赫部、朝鲜仆从军。分兵后，明军战力在不同方向上，实际均不占优势。
综合来看，通盘考量战场环境、战斗协同和局部敌我力量，采取分兵合击战术非常不符合实际情况，甚至是缺乏军事指挥素养的表现。但是，坐镇沈阳的明军主帅杨镐，并非不懂行军打仗。
虽是文官出身，但久经沙场，率领明军抗倭援朝，计谋迭出，击败日本十万强兵，功可谓实战经验丰富。为何在这场以多打少的国内平叛中，杨镐却昏招频繁出，完全不顾辽东地形、气候、军队战力等因素，盲目采取分兵策略，以至于在战术上，被后金军队玩弄于股掌？
一是明军多为临时抽调，当地物资粮食供应难以支撑。明朝中后期，原本的卫所军户大量逃亡，军队战斗力持续衰弱，难堪重用。
一旦出现内部叛乱、对外战争，主要依靠征发战力较强的边军、番军，或者从各地军队中筛选抽调出少量精锐，共同参与战斗。因此，在明朝中后期历次大规模战争中，长途跋涉而来的客军，往往是战斗的主力。
以萨尔浒之战为例，除了本地的辽军外，客军从四川、宣府、大同远道而来。一时之间，军队云集，所需物资军粮难以供应。
如果把全部兵力集中在一地，必然难以支撑庞大的日常消耗。因此，兵力分散于开原、宽甸等四城，便于物资转运，缓解军需压力。
二是万历皇帝考虑到战争耗费巨大，催促其速战速决。而将领又互不统属，争功心切，明军内部难以在短时间内整合。因此，即使是作为主帅的辽东经略杨镐，想要调度辽军和客军，形成密切配合，也是难以实现的。
而军心不齐，更没有进行战前磨合训练，强行让来自不同地域的陌生军队共同行动，反而会相互掣肘，造成内耗。因此，根据原有建制，将明军划分成四路，行动中，对战斗协同配合的要求更少，也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内斗。
三是内部构成复杂，指挥不便。古代封建社会，地域乡土观念浓厚，明军内部按照地域不同，士卒集中抱团。贸然整合统属关系，方言千差万别，会出现军官与士卒语言不通、指挥不畅的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称为民族马赛克的奥匈帝国，军队内部民族成分复杂，匈牙利、奥地利、塞族等民族语言不通。一些上层贵族军官除非掌握多种民族语言，或者纯粹用帝国通用的书面文字下达命令，否则难以指挥所有部下。
自然，这样鱼龙混杂的奥匈军队，空有数百万兵员，战斗力却难以成型。面对俄罗斯军队猛攻，一溃千里。因此，在军队构成复杂、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分军比集中兵力更有利，能够最大限度保留各军原有独立指挥体系，发挥正常战力。
四是以往战役中分兵战法屡次奏效，轻视了后金军战斗力。明军敢于分兵，必然考虑过各路被分别击破的可能性。但在稍早爆发的抗倭援朝、平定播州杨应龙战斗中，明军同样采取多路进击战术，分兵夺取要点，步步推进。遇到敌军主力，就坚守待援。屡次胜利，让参加过平定播州战役的总兵刘綎等明军将领尝到甜头。
明军将领普遍认为后金军队会同杨应龙叛军一样分散兵力，在各个关卡要点布防抵抗，严重低估后金军队的战术灵活和持续作战能力。在对战场形势误判的前提下，明军统帅习惯性沿用万金油战术，仍旧采取分兵合击战略。
五是集团行军列阵，缺少掩护，很可能造成战术被动。在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前秦号称八十万大军正是采取集中全部兵力的战法。看似人多势众、投鞭断流。但是，一旦军中一处崩溃，就造成雪崩式溃败。
土木堡之变中，由于畏惧瓦剌军的战斗力，明军采用的也是全军集中战法。但兵马众多，道路有限，以至于行动迟缓。最终，明军空有人数优势，却被瓦剌军包围在土木堡方寸之地，动弹不得。
犹如一只硕大的毛毛虫，行动缓慢，却没有手足能主动反击，只能被蚂蚁不断蚕食。因此，明军吸取教训，在行军作战中往往采取游兵在外、互相策应的战法。避免因为兵力集中，而导致行军速度不足，以至于被合围压制。
明军倾向于分兵战术，是对以往战争的经验总结，并非缺乏军事常识的添油进攻。但是，不能针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只能被更灵活的敌军各个击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