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遇仙故事产生于汉代，随后不断被改编，无论是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故事情节的发展都有了很大的改编。相比之下董永遇仙故事主题的变化就显得没有那么明显，其变化是一个循序渐进而又潜移默化的过程。变文是兴起于唐代的一种说唱文体，具有韵散结合，语言浅显质朴的特点。
清朝末年，在敦煌石室发现了一批俗讲文学写卷，其中便包括《董永变文》等作品。这批俗文学作品一部分是宣讲佛经教义的，包括《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维摩诘经变文》等。另一部分则是宣讲的民间故事，如《孟姜女变文》、《伍子胥变文》等，其中《董永变文》便分属这一类变文故事。
一、变文文体与《董永变文》的文本特点
变文是古代讲唱文学的代表形式之一，讲唱文学介于文本文学与舞台文学直接，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表演模式，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讲唱文学这种过渡性文学样式并没有消失，甚至还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文体。但在唐代，以变文为代表的讲唱文学，确实兼具文本文学与舞台文学两种文学样式的特点。
唐代变文的文体特点主要体现在语言以及表演形式上。语言方面，变文的语言具有韵散结合与浅显通俗的特点，它的文体演进呈现出“语言通俗化”、“情节的更为曲折”的特点。而在表演形式方面，唐代讲唱变文的过程也较为随意。由于变文文体具有独特性，因此在演述故事的过程中必然会对故事的内容、主题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永变文》同样具有一般变文的文体特点，对董永遇仙故事的主题有较为深刻的影响。《董永变文》的语言兼具韵散结合，与浅显通俗的特点，其中散文较少而韵文更多，这也是基于变文的讲唱文学特点所形成的。可以明显看出《董永变文》每句皆押韵，句式对称，这是因为在讲唱变文的过程中，大量的韵文更具节奏感。
读之朗朗上口，从而更容易被一般听众所接受。这一特点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董永变文》的传播。变文语言浅显通俗则体现在，文中并无生僻拗口的文言词句，大部分语言都接近白话。由于中古时期语言仍是文言的天下，因此这些通俗浅显的语言在当时看来是比较少见的。
《董永变文》由于具有这样的文体特点，因此在主题思想的呈现方面会显得更加自然，贴近生活，易于为听众所接受。《董永变文》的故事主体部分讲述了董永父母双亡，他卖身殡爷娘，之后在报恩长者的路上遇到下凡的仙女，仙女愿意嫁于董永帮其报恩，在长者家仙女织出完美的锦缎。
帮董永完成了报恩之事，最后在来时相逢处回归天界的过程。实际上到此为止，这一部分变文故事和之前《搜神记》中，董永遇仙故事的情节大致相似，在主题方面都是通过董永孝感动天，得到仙女助织的遇仙行为来鼓励普通百姓行孝向善。一方面通过这些遇仙的神秘情节来强化故事的生动性。
另一方面强调孝道主题也是宣扬佛理的一种方式，佛教本就劝人向善，而行孝则是向善最基本的表现。变文作为一种宣扬佛理的说唱文学作品，在对故事的改编过程中必然会使故事沾染上佛教情节。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利用或借助中国传统思想来宣传自己的教义”，劝善行孝就是是佛教结合儒学，达到本土化最明显的体现。
在《董永变文》里，这一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通过强化原有故事情节以及新增相关故事情节，《董永变文》使“孝道”这一主题，成为董永遇仙故事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所固定表现的主题思想。
二、唐代多元文化影响下董永故事的双重主题
在唐朝繁荣而又开放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时期的文学逐渐展现了由雅到俗的趋势。这样一个雅俗碰撞的社会背景，通常会对文学作品的主题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与前代相比，《董永变文》所演述的董永遇仙故事，其主题在雅俗碰撞的社会背景之下也有所变化，最明显的便是除了强调孝道这一主题外，情感主题也开始萌芽。
之所以将《董永变文》中出现的情感主题定为萌芽状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变文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体现世俗情感的细节，另一方面，这些细节的出现究竟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无意造就的，无法判定，因此对于情感这一主题的体现，只能定义为萌芽状态。《董永变文》中仙女与董永生下一个孩子名为董仲。仙女在返回天界前叮嘱董永“好看小孩子”。
这一处略带温情的细节，使仙女的形象丰满起来，她下凡之后除了是帮助董永的仙女外，更成为了一位母亲。董仲在阿耨池寻到母亲后，仙女一开始也是想养育儿子的，但考虑到董仲不宜住在天界，于是只好赐其金瓶，这一段也体现了仙女的母性情怀。当仙女成为母亲之后她就拥有了更多重的身份与责任，神性与人性在此有了交汇。
仙女除了拥有母性以外，她与董永之间实际上也产生了爱情。《董永变文》在演述董永与仙女分别过程时，有这样一句“共永相别泪千行”，这句话可算作是证明董永与仙女之间，存在爱情的有力证据。仙女从帝释宫中下凡而来，本是不带有任何感情的，甚至开始时还说出“数内一人归下界，暂到浊恶至他乡”这种高傲冷漠的话。
可见在一开始，仙女对董永是没有任何感情成分存在的。随着与董永的相处，仙女许是慢慢了解了董永，最终完全地接纳了他，为他生下孩子，分别时叮嘱他照看好孩子，留下泪千行。从一个高高在上的仙女到一个带有世俗感情的妻子、母亲，《董永变文》中仙女角色的塑造开始逐渐走向立体化、丰满化。
《董永变文》中除了有对传统行孝遇仙情节的细化外，还新增了董仲寻母的情节，这在董永遇仙这个故事体系中是首次出现。之所以会新增董仲寻母这一情节，除了有宣扬佛理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增加寻母情节，进一步突出《董永变文》的孝道主题。变文的最后部分，总共用了17句话来讲述董仲寻母的过程。
约占全文四分之一的篇幅，可见《董永变文》的创作者对这一情节颇为看重。仙女与董永分别后留下一个孩子，即董仲，董仲长到七岁时被周围的小孩辱骂没有母亲，因此他就回去询问父亲董永，董永便将“当时卖身葬父母，感得天女共田常”的经过告诉他。董仲思念母亲，决议去寻找，路上得孙膑指点，在阿耨池发现了沐浴的母亲即仙女。
仙女赐予董仲金瓶，并将孙膑的书烧掉，“因此不知天上事”，至此将董仲寻母的过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从董永卖身葬父母到董仲寻母，《董永变文》里这一系列情节，体现了孝道在董氏一族的传承。通过对两个既有联系又分别独立的行孝情节进行演述，加深了《董永变文》对孝道主题的宣扬。
《董永变文》是一个向普通百姓宣扬佛理，规劝世人行孝的故事，其受众既是普通百姓，就意味着他们通常缺乏基本的文学修养。对普通百姓而言，故事除了要情节精彩，人物生动以外，它的主题也要易于接受。过于艰深晦涩的主题，难以被世人所理解。《董永变文》的故事主题在最初是宣扬孝道。
这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是一个人人都能理解并且赞同的主题。有关董永与仙女之间的爱情，几乎是完全掩埋于孝道主题之下的，只能从细节处略微窥知一二，而正是这几处小细节，在客观上证明了《董永变文》中已有了情感主题的萌芽。对受众而言，变文中爱情这一主题的萌芽使整个董永遇仙故事更精彩，更易于在群众之间广泛传播。
对于董永遇仙故事而言，孝感一直是贯穿始终的故事主题，尤其在故事的起源阶段，创作者试图通过塑造董永这个孝感动天的孝子形象，来规劝世人行孝向善。随着故事的逐渐发展，受创作者与观众的影响，董永遇仙故事在各方面都有了更为细致的改编。唐代的《董永变文》作为董永遇仙故事演变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文本之一。
“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与唐代社会观念”。受其文体本身的特点以及唐代多元化的社会背景的影响，董永遇仙故事的主题在这一时期有了一些更新。除了进一步强调传统的孝道主题外，《董永变文》中还出现了爱情主题的萌芽，这对董永遇仙故事后期的改编与重写而言有着里程碑式的影响。
综上所述，以画像石为文本载体的董永故事，摆脱了口头传播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通过图画的形式将这一故事永久地保存下来，供后人传承与创新。汉代武梁祠画像石具有形象、生动等特点，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模糊的壁画无法判定图中人物的身份，需要依靠画旁的文字介绍。
汉代的董永故事虽然在具体的故事情节等方面还没有确定，但却为后世的董永遇仙故事提供了较多创新发展的空间。最早将董永故事用完整文字记载的是《搜神记》。从故事内容来看，汉画像石为董永故事提供了两个主角形象即董永与董父，《搜神记》故事又为其新增了主人与仙女的形象。
汉代武梁祠画像石上的董永故事与《搜神记》中的董永遇仙故事，同属早期董永遇仙故事的体系，但后者对前者，从人物形象到故事情节再到故事主题，都有一定程度的扩展与加深，体现了后代对前代的继承与发展。变文是古代讲唱文学的代表形式之一，讲唱文学介于文本文学与舞台文学之间，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文学样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讲唱文学这种过渡性文学样式并没有消失，甚至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文体。唐代变文的文体特点主要体现在语言以及表演形式上。语言方面，变文的语言具有韵散结合与浅显通俗的特点。而在表演形式方面，唐代讲唱变文的过程较为随意。
变文作为一种宣扬佛理的说唱文学形式，在以其为媒介，对故事进行改编过程中，必然会使故事沾染上佛教情节。在《董永变文》里，佛教情节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三、总结
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文本而成为“俗讲”之意。后来“变文”成了一个“专称”，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经之故事了。变文脱胎于佛教故事，是佛教思想传播的有力工具，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这对故事主题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以变文为载体的董永遇仙故事在唐代有了更多元化的演绎。唐代的《董永变文》受唐代多元化社会背景的影响，在主题方面除了进一步强调传统的孝道外，还出现了爱情主题的萌芽，这在董永遇仙故事的流变发展中是首次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