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共22937卷（其中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自明永乐六年抄成后，没有印行。明嘉靖末年又抄一副本。正本下落不明，副本则历尽劫难，至今只有约800余卷存世。
《永乐大典》一直以来颇受人们重视，尤其是清乾隆年间从中辑得佚书数百种，此后《永乐大典》辑佚之风甚盛，影响至今，形成了史上颇负盛名的大典本。它是辑佚的范例，也是版本学上独有的一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已辑出之佚书来复原《永乐大典》，也即是通过大典本来复原《大典》。这是一种反哺式的辑佚。
一、《永乐大典》复原总体思路
1.以大典本复原《永乐大典》。大典本的主要内容或部分内容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而存世的大典本非常多。因此，据大典本复原是复原《永乐大典》的主要途径。
首先，将现存的大典本编一个总目录，以反映现存大典本的全貌。其次，利用现存大典本复原《永乐大典》。对大典本的利用，可分两步实施：第一步，标佚文出处者，据其出处将这些佚文一一复原回《永乐大典》。如《宋会要辑稿》《旧五代史》以及文廷式、缪荃孙的一些辑佚书等均有《大典》佚文出处。例如，《宋会要辑稿·帝系一》的“僖祖立道肇基积德起功懿文宪武睿和至孝皇帝……”一条，出自《永乐大典》卷12300，即可直接将此条复原回此卷。又如，大典本《旧五代史》卷8、9、10，分别为“梁书·末帝纪”上、中、下，全部出自《永乐大典》卷6605。参考《永乐大典》目录和体例，可以将此三卷复原回《永乐大典》卷6605。第二步，没标佚文出处者，一一考证其出处，然后再将其复原回《永乐大典》。先做第一步的复原，然后根据积累的经验再做第二步的复原。
2.以其他书所引《永乐大典》材料复原《永乐大典》。除了大典本之外，还有一些书籍引用过《永乐大典》，而这部分引文又为现存《永乐大典》或大典本阙佚部分，即可据其来复原《永乐大典》。例如，一些方志引过《永乐大典》，这些引文可以利用，可据以复原《永乐大典》。利用这部分材料要注意两点：其一，有些书只是利用《永乐大典》材料做校勘，而不是直接引用原文，对于这部分内容要合理使用。其二，有些书所引材料并不直言出自《永乐大典》，但据有关资料可推知出自《永乐大典》。
3.利用其他可补《永乐大典》之书籍来复原。据《永乐大典》目录可知，其中有明言采自何书者，可以推断《永乐大典》某卷收录的内容，若其所采之书存世，即可据以复原。这就需要，第一步，制订“《永乐大典》目录引书存佚表”；第二步，制订“现存《永乐大典》残本引书存佚表”；第三步，制订“《文渊阁书目》所收书存佚表”；综合以上三表，再进行校正、去重（注意书名异实同、名同实异），制订《永乐大典》引书存佚表。我们把通过上述方法搜得的材料，参照《永乐大典》目录、体例等，将其复原为《永乐大典》之内容。
最后，我们将上述复原成果汇编起来，再加上现存《永乐大典》残本（包括目录），最终形成《永乐大典（复原本）》（包括全文版和图像版）。
二、《永乐大典》复原示例
1.从《永乐大典目录》找到要复原之书。一般来说，应是有传世本或现存大典本。例如，据《永乐大典目录》可知，《永乐大典》卷47“通”字下收“王充论衡·别通篇”，《论衡》30卷，共84篇，20余万字，完整存世，可选取此书复原《永乐大典》。
2.利用《永乐大典目录》，确定此书在《永乐大典》中分布在哪些卷次。例如，查《永乐大典目录》可知，《论衡》中的30余篇收入《永乐大典》的卷次可以确定。《永乐大典》收书的规律大致可以归为三类：全书收载、全篇或全卷收载、零散收载。一般来说，前两类较好复原。如果《永乐大典》残本中正好收载了该书的相关部分，则更方便参考。从《永乐大典目录》可看出，《论衡》是一篇篇收载的。
3.将传世本或大典本找到，对应其在《永乐大典》中的卷次来复原。《论衡》现存有宋本、元本，都可以参考。据目前初步判断看，《永乐大典》所收《论衡》应为元本。例如从元本《论衡》中将“别通篇”全文摘出，就可以用以复原《永乐大典》卷47“王充论衡·别通篇”。
4.按格式要求，参考《永乐大典目录》，将相应内容编排成《永乐大典》之一部分。
我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综合研究、复原》，目前已形成约2000卷的分工表，其中已提交的复原稿件近千卷。已复原稿件，均严格按照拟定的“复原体例”撰成长编，其中既体现了《永乐大典》的格式规范，又有新加的校勘，以及“前言”（复原依据、材料等相关说明）。
三、复原需注意的问题
其一，需要找出更多的大典本。四库全书馆开馆期间辑出的但未入《四库全书》的大典本，其中有一些还存世，但有的已知其为大典本，而有的可能未知其为大典本，这需要借助四库全书馆签条来判定；开馆期间馆臣或其他人私自辑出的大典本，如《永乐大典·东昌府》等，需注意搜集；全唐文馆辑出的大典本还有哪些，也要进一步搜集。
其二，大典本所标《永乐大典》出处，有时会有错误。例如，大典本《九国志》卷2“李涛传”，《守山阁丛书》本将其出处标为“卷18133，第十四页”，但据《永乐大典》目录可知，卷18133所收为后周将，而李涛是吴将，应出自卷18134或卷18135，故此卷次肯定有误。再参考《九国志》所收九国之顺序，可推断“李涛传”肯定不应在卷18135，而应在卷18134。
其三，标佚文出处的大典本毕竟很少，其他大典本如何复原，则需要参考《永乐大典》目录以及《永乐大典》收书规律，来推测佚文所在位置。例如，大典本《文子缵义》“上仁篇”没标出处，但根据《永乐大典》末字入韵的规律以及“仁”字卷3029“诸子言仁”事目，可推知该篇应收于《永乐大典》卷3029。
此外，大典本的文字需要校对，因为从《永乐大典》辑出时会有改动、抄错的情况，因而复原时还要回改、校正；还有一些文字需要斟酌增减。
来源：《人民政协报》，2023年7月17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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