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是宋神宗为了改变北宋内忧外患的局面，启用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所进行的一场政治改革。这场全面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开始，在宋神宗驾崩后一度终止，在绍圣元年（1094），章惇执政后又得到重启。然而章惇和王安石不一样的是，他虽然扛过了同僚的责难，却被自己效忠的帝国列为奸臣，一生所行饱受争议，章惇的功过究竟如何呢？
一、内忧外患，官途沉浮
“治国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现有法度”，神慕王安石已久，“慨然兴大有为之志”的宋神宗一登基，就迫不及待与偶像晤面，畅谈一番后，宋神宗对王安石的变法之策深入了解，认为王安石果然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股肱，王安石亦被年轻帝王的宏伟志向所折服，君臣二人约定全面变法，企图再造一个强盛的大宋。
宋神宗并不是心血来潮想要变法，交到他手上的宋王朝早已不复宋太祖赵匡胤开创的那般强盛，此时的宋王朝内部有三冗：冗员、冗兵、冗费，且由于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农民起义不断；外部则战事不断，经常战败的大宋又不得不通过交纳“岁币”来保证边疆安定。作为一名有志之君，宋神宗自然想要消除内外困顿的局面，取得汉武唐宗那般的成就。
熙宁二年（1069），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首先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颁行新法。也是在这一年，屡遭弹劾攻击的章惇得到变法派之一的李承之推荐，得以面见王安石，“安石大喜，恨得之晚”。就这样，章惇成为了变法派的一员，并在之后逐步成长为了“王安石变法”的拥护者和继承人。
章惇在未出仕前就已经十分著名了，出身官宦世家的他并不缺做官的机会，况且他还博学善文，才识超人，这样的人才必然能在未来位列三公九卿吧。虽然含着金汤匙，但章惇的内心是孤傲的，他敢委敕而出，就是因为族侄章衡考中状元而自己耻出其下；哪怕成为宰相，他禁止别人谋私，亦不为自己谋私，“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因为孤傲，章惇受到打压，以至于蹉跎十年。
二、得入核心，党争风波
因为“辄丢敕诰於廷”，章惇十年郁郁不得志，哪怕得到大佬欧阳修的赏识，也依然遭到攻击，难有作为，这让满腹经纶的章惇如何接受？正是王安石掀起的变法狂风，让刚踏入而立之年的章惇看到了希望，他希望宋王朝能够凭借这场变法国家富强，但更多的是他知道自己等到了封侯拜相的机会。
“置制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变法的起点，也是章惇的起点，这个机构凌驾于于三司之上，中书及门下皆不得过问，就是为了变法的顺利进行，章惇被任命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殿校理、中书检正，一下子成为变法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为了确保变法顺利进行，章惇先后被拜为两湖察访使、泾原路经略安抚使、三司使、荆南知府等，在地方上做出不少贡献。
然而王安石等人的变法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首先“叛变”的是枢密使陈升之，他由王安石推荐为宰相，本是共商如何推行变法，可陈升之在改任宰相之后﹐以耻言财利为借口，拒绝与王安石为伍。同时，王安石变法受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强烈反对，并逐步演变为党争，新法也不再是利国利民的工具，反而成为新旧党及各派系倾轧的武器。
变法派被守旧派批评为“小人”，并不是没有缘由的，比起司马光、苏轼、韩琦等高风亮节的贤者，变法派骨干等人在为人处世上有诸多问题，比如吕惠卿，贪恋权位的他甚至与恩师王安石相争；还有邓绾，墙头草一个，王安石遭罢后依附吕惠卿，等到王安石复相，为了掩盖自己劣迹，又劾吕惠卿、章惇以谀奉王安石。变法派内部不齐，又遭到守旧派的责难，这样看来变法失败可以说是必然了。
三、旧党兴衰，荣登宰执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带着遗憾离世，自知时日无多的司马光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全面废除新法，此举也让守旧派内部发生激烈矛盾，守旧派分为蜀、洛、朔三党，互相倾轧不说，还疯狂撕咬变法派以及反对完全废除新法的部分守旧派成员。宣仁太后垂帘的八年中，章惇不仅一贬再贬，还被斥为“三奸”。
如果说宋神宗和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是为了宋王朝的延续，那么宣仁太后支持的元祐更化就是毫无建树的意气之争了，在守旧派的簇拥下，宣仁太后似乎沉浸在“女中尧舜”的美梦中，到了宋哲宗十七岁该还政的时候，她依然不愿醒来，守旧派也乐于如此，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谕必听太后之言，殊不知宋哲宗处处隐忍的背后，是孤掷一注的狂怒。
元祐八年（1093），压在宋哲宗头上的太后崩逝，宋哲宗开始全面报复守旧派成员，并在见都没见过章惇的情况下，直接复启他为相，着手恢复新法。元祐元年（1086）到元祐八年（1093），章惇经历了太多委屈，他同司马光争论新法不可全部废除，旧党辩论失败，但接连攻击他，哪怕因父去世守丧，章惇仍然受到攻击，于是当他荣登宰执之日，便是疯狂报复之时。
掌握权力的章惇大肆罢免旧党，株连甚众，就连已经死去的司马光等人也没有放过，他还主张剥夺司马光的追封并掘墓鞭尸，建议将流放的旧党大臣全部杀死。章惇这些举动可以说是颇对宋哲宗胃口，毕竟他也是敢说自己祖母宣仁太后是“老奸擅国”之人，因此两人联手宣判了旧党政治上的死刑。
四、重启新法，最后荣光
完成了对朝廷的清洗后，章惇开始逐步恢复王安石新法，并对之前的弊政做出改良，虽然有意气之争，但章惇对旧党的一些好的做法予以保留，“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不过章惇执政的重心依旧在党争之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得势的变法派用同样的手段对付守旧派，使得朝无安宁。
在章惇独相七年时间内，君臣相辅相成，与大部分宋臣畏战，“每献岁币乞和”不同，章惇主张更强势的军事姿态，在他的影响下，宋哲宗频频对西夏用兵。当时镇守西夏和宋边疆的是章惇族人章楶，章惇支持对西夏战事，可不是给族人刷战功的，而是章楶本身就有两把刷子，章惇也需要通过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提高自己的威望。
面对收了土地和岁币后还敢屡次侵边的西夏，章楶进献“浅攻挠耕”之策，在宋哲宗和章惇的支持下，大宋边军屡次取得对西夏大胜，“夏自平夏之败，不复能军，屡请命乞和”。此外，章惇还支持出兵攻打吐蕃，“同献议复故地”，宋军陆续收复洮州，攻下青唐以为鄯州、邈川以为湟州。
随着宋哲宗英年早逝，章惇的处境又艰难了起来，加上他曾力阻端王赵佶为帝，注定了他不会有好下场。元符三年（1100），在台谏官员的疯狂攻击下，章惇再度经历一贬再贬故事，年过古稀的他难以抵抗贬谪之苦，在贬所逝世，而章惇去世的二十三年后，北宋果然亡于他反对的宋徽宗之手。
章惇的才干比起王安石来说丝毫不差，他虽然是王安石变法的鼎力支持者，但比起恩公王安石，他少了一分执拗，比起改革派同僚，他少了一些对权势的热爱，但他却饱受非议，甚至一度背负更难听的骂名。章惇为相，使得宋军边境转危为安，改良新法促进农业发展，所建州县降服蛮夷，不到十年便使宋王朝一新，堪称大才，然而章惇的政敌们不仅视而不见，还称呼其为“小人”，何其悲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