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汉分封故事，到魏晋爵官融合的发展，可以看出整体的趋势一直是延续“宗子维城”的脉络。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将爵位和官职相融合的宗王政治，是继周汉以爵位为中心的分封模式的新形态。
这一背景下，唐初经过多次讨论，重构定制了“宗室刺史”这一宗王制度诏书内外：“宗室刺史”制度渊源关于太宗朝的“宗室刺史”制度的建构，贞观十一年（637）定制元景等为代袭刺史的诏书可以一观：“侯伯肇于自昔”体现了唐朝的爵制来源深远，追寻“复古”。
“州郡始于中代”则是说州部刺史掌管州部一事，为“寻今”之举。在诏书里，提到“宗室刺史”制度，是取法于周、汉、魏、晋四朝。实行世袭分封，是追寻周、汉“建候旧制”；让皇子等宗室成员领任要州都督、刺史是在斟酌魏、晋时“按部嘉名”。
也就是令宗室为地方行政长官。唐代“爵+职”的宗室刺史制度，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朝实行大分封，分封宗室、功臣到地方，不仅促成了宗法制的血缘关系和王国地域关系的融合，还构成了周朝之后历代王朝宗王政治的雏形。
即联系中央和地方割据的“藩屏与宗室”的纽带。诸侯如果入朝辅佐周天子，则担任周王室的执政“卿士”。刘苪方指出这方面在春秋经传中记载很少，就有限的材料来看，有畿外诸侯也有畿内诸侯入周王室为卿士者。如《左传·隐公三年》：“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
《左传·隐公九年》：“郑伯为王左卿士”，《襄公十年》“单靖公为卿士以相王室”。诸侯入作周天子的卿士这一制度，与封邦建国的“外爵”制相对，为西周时期对宗室实行的内爵制。至于“宗室（爵）+刺史（职：地方长官）”的宗王政治，可追溯到东汉。
在汉朝立国之初，鉴于周朝施行分封则国祚长，秦朝没有实行分封则国祚短的史实，所以没有放弃分封制，选择了分封与郡县结合的郡国并行制。后来分封到地方的诸侯势力较大，影响到中央朝廷。
汉朝开始将王国的相、傅转为朝廷派遣到王国的官员。汉置王国官员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政治群体，具有双重的政治身份，既是王国官，又是中央官。即代表中央监察诸侯国，也渐渐掌控着诸侯国的事务。
在平定了七国之乱后汉廷从更深层次地通过“推恩令”“酎金夺爵”等方式，力图分解诸侯王的势力。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便是汉武帝除此之外的削藩举措。阎步克谈到“藩国也是刺史的重点防禁对象”。
对于唐朝的“宗室刺史”制度中的“刺史制度”而言，汉朝的“部刺史”制度是此项制度中的来源。汉时这种“刺史”监察诸王的政治现象在汉灵帝时出现了松动。汉灵帝时，地方民众的聚义举事大大削弱了中央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
因此，令宗室领州牧，以达到镇压的目的。灵帝改州刺史为州牧，州牧集所在州的行政权、军权、财权于一身，成为了地方重要势力。接着到了曹魏时期，有人在对《三国志·魏书》记载所封爵的41位郡王以及县王进行统计当中。
只有燕王曹宇“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其余诸王在被封王后都按汉例就国食租，无一入朝为官，可以看出曹魏时期对宗室的防备。然而诸王就国后的权力，与汉朝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宗室人员曹囧上书提到“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
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这个时候的宗室成员和州牧之间，在一定程度还处于对立的局面。至晋朝，以曹魏“孤立而亡”。
不仅采用周汉故事，大肆分封宗室，还开始对宗室成员展开分封授爵。宗王再一次获得来自中央官职所赋予的权力；同时在地方，宗王也出督方镇，获得地方的行政、军事等权力。如“（武帝子）淮南忠壮王允字钦度，咸宁三年，封濮阳王，拜越骑校尉。
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国，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假节。”此外，需要补充的一点便是，“宗室刺史”制度中还包括了“宗室成员”担任“都督”这一职务。而“都督”制源自汉末魏晋。
北朝时，针对五胡诸国的宗室制度，谷川道雄提出了“宗室性军事封建制”的概念。部族建国渊源和氏族共同体之庞大,奠定了北魏广泛重用宗室出镇的基调。而自北魏文成帝开始，任命皇子们为镇将或刺史、将其配置于重要地点的型态变得明确。
后来孝文帝推行礼制改革，借儒家五服之亲疏为准绳封授爵位，致使原宗室氏族共同体瓦解，北齐、北周之宗室出镇，亦如西晋、南朝一般倚重的是直系宗王为主的力量。南朝刘宋在定制伊始，为了打击世家大族，还是选择了分封子弟。让皇子领要州刺史这一条路。“
江夏文献王义恭......景平二年，监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代庐陵王义真镇历阳，时年十二。”时年十二，同时也可以看到，南朝时就已经出现了任用年幼之子出镇地方的政治现象。
隋朝的皇子任职，同前代相同，官职种类繁多，期间的行台制度又使得在藩的亲王有着很强的自主权。这里的“臣镇守有限”和“汝在方镇”，都表现了晋王杨广是到扬州任职的,而且都是亲自去地方镇守。
在扬州营造势力，最后成功夺嫡的隋炀帝显然意识到了总管府存在的危机。于是刚刚继位便废除诸州总管府。总管府的废除，也就意味着隋朝诸王出京之部行军的结束，隋代亲王出镇的历史结束，以亲王出镇的政治现象也暂且告一段落。
在武德年间，因为天下未定，且“高祖晚生诸王”，所以仅是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和李元景三位皇子领职。为掌控地方，总管制度死灰复燃。这个时候，皇室宗亲依如隋旧，领职总管。如齐王李元吉领任并州总管。
“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也......武德元年，进爵为王，授并州总管......六年，加授隰州总管......九年，转左卫大将军，寻进位司徒、兼侍中，并州大都督、隰州都督、稷州刺史并如故。”秦王世民“高祖受禅，拜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
只有李元景一人在武德八年的授安州都督，“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也。武德三年，封为赵王。八年，授安州都督。”“魏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之名，后代因之”，这一制度到隋改为总管府。“武德四年又改为都督，贞观中分为上、中、下都督府也。”
武德后期，唐朝对于地方的军事管理，由总管制度过渡到了都督制度。《大唐传载》中“高祖之制条”有这样的一条记载：“凡出将，赐旌节专征，行军有大总管之号也，镇军有大都督之号。”此处，指明了总管和都督的职责区别。
在唐朝初年，大总管为了行军设置，大都督则是因为镇军设置。比镇军而言，行军则较为灵活。由“行军”的总管到“镇军”的都督，唐朝让宗王领任都督，而非隋朝皇子领任总管，可以看出唐庭在削弱地方的军事实力。
同时，以静制动，力图昭告天下大定的局势正在形成。唐朝宗室出现州牧（非刺史、都督）、武职、散官等现象，大多出现在贞观前期的太宗皇弟群体。其中“散骑常侍”这一散官较为常见。如贞观初，荆王元景“历迁雍州牧、右骁卫大将军”。
邦王元亨和周王元方在贞观二年时，都加授了散骑常侍。杜佑《通典》中记“大唐贞观二年，制诸散骑常侍皆为散官，从三品”，后悉省之。直到贞观十七年，才复置为职事官，令刘洎担任。也就是说，太宗皇弟这唯一除了刺史之外，所领的官职最后也为废止。
对唐代亲王封建制度影响较久的便是唐朝的长史制度。《唐六典》“亲王府”条记录“长史一人，从四品上”，原注：“汉相国、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后汉三公府各有长史员，魏太祖、吴长沙桓王府因之。宋、齐诸王领镇者有长史，品第六，秩千石，......。
梁、陈公府并有长史，后魏、北齐亦同。隋亲王、嗣王、郡王各有长史，皇朝因之，嗣王、郡王则不置。”可以看到在长史制度形成初期，仅作为汉相国、丞相的附庸，而和唐朝长史制度最贴合的便是“宋、齐诸王领镇者有长史”。
也就是南朝出部任职的诸王才有长史。梁、陈、后魏、北齐等国公府并有长史，却和唐朝的长史性质不太相同。“隋亲王、嗣王、郡王各有长史”，唐朝因袭了这种“亲王、嗣王、郡王”的爵位制度，却在“嗣王”“郡王”则不置长史。
唐出刺的诸王皆有长史，可见唐朝对于南朝制度的传习。唐太宗本意是想令宗室、功臣，领任“重职”，以此达到“天下共治”。诸王领任刺史，以“吏事”劳诸王，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朝臣所说分地封王会带来财政危机。
另一方面令诸王去所任州部任职，就相当于让诸王去“之藩”，以达到“实存分土”的分封效应。“世袭刺史”背后代表着的“世系藩王”和“世系国公”，是官爵世袭的新形态。在封爵问题上，取法周汉。在除官问题上，取法魏晋。
但二者的根本目的则是一致的，殊途同归的——这种亲王政治的转变，是建立在“爵+官”体系的转变基础之上的。从官职制度方面，唐初“以皇子任要州刺史和都督”的宗王政治显然与西汉最初设“十三部刺史”的初衷——“代天子巡狩”“以卑临尊”可监察诸王有些许背离。
刺史到总管、都督的官职的转变，由皇子领总管、都督的宗王政策的形成发展，这与北朝的“都督、刺史合一”和魏晋时代宗王领朝职，迆至南朝定制的“皇子领都督”“长史制度”均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