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前次撰文《中国就业大数据之一：他们为什么不工作？就业怎么稳？》（2022-12-09，澎湃商学院），讨论了中国就业市场的总量变化，但就业岗位有高有低，从总量上无法窥探质量的差异，这需要我们分析就业市场的结构特征。
采用CHFS2019数据源计算的务农劳动力占比为32.4%（见表2 这不仅意味着公开统计数字里的农业从业人员被低估了，也意味着农业人口对宏观经济绩效的拖累要超过统计数据的想象。中国耕地规模有限，较多的农业从业人口，意味着人均生产要素规模偏低，进而抑制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家庭收入，这拉低了中国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拉低了中国整体的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从CFPS2018年的数据来看，全国家庭中，从事农林牧渔工作家庭的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1.2万元/年，而家庭成员完全从事非农工作家庭的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2.83万元/年。农业就业向非农转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分类型来看，农业家庭经营的就业不充分性最高，占比高达44%，超时工作较少，整体呈现就业不充分的状态，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何农业就业人口的人均收入比较低； 图1 | 分工作类型的周工作时间分布 提高就业质量，需要奔向大城市 不同等级城市的就业质量表现上的差异，使得新增劳动力的去向会影响宏观绩效，杨曦于201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人口规模300万以上的城市时，对中国整体GDP的影响为正（弹性值为正），城市规模越大，影响越大；相反，如若农民工市民化发生在300万以下规模的城市中，则会拖累GDP，这些影响就是通过劳动力工资福利等就业质量指标实现的。 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在就业质量上的表现差异，对就业质量提升政策有多项启示： 1.如前面第一条所说，农业人口的城市化模式是有效率差异的，让他们在中心城市等大城市市民化，会更有助于中国整体经济绩效的进步； 2.城市间就业质量存在较大差异，这意味着即使整体城市化率不变，仅通过城市间的劳动力流动也可以实现就业质量的提升，进而促进中国整体经济效率； 3.应届大学生等青年劳动者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需求，是下基层当大学生村官、去中西部参与三支一扶，还是进入大城市，这在过去一直有分歧。从中国经济大局以及效率改进的角度来看，大城市是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以及吸纳高素质劳动力的最佳区域，解决他们的就业，或许都无需出台任何促进政策，只需要解除他们进入大城市的障碍、降低门槛，就可以极大的缓解这一人群的就业压力。 最后，中国就业市场是一个高度不均衡的市场，让就业市场变得更均衡是提升整体就业质量必须面对的问题。如前文分析，不同地区、不同雇主类型的就业质量（如劳动关系、周工作时间、小时工资水平）有巨大的差异，一方面，应该鼓励优质雇主在中国扩大员工规模，如外商投资企业以及一些优质的大型民营企业，另一方面，也要分析中小民营企业、个体户等提供就业岗位质量偏低的原因，例如正式用工的制度成本太高，只有搞清楚原因，才有可能对症下药。 （作者聂日明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数据来源：CFPS2018，未加权。仅包括在业劳动力，周工作时间>100小时记为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