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以前，由于诸侯争霸和国家间战争等原因，造成人才在社会上频繁流动，各国君主发现人才对于国家竞争的重要性，各国贤君争夺人才辅佐自己治理朝政。人才在各种利益关系的驱动下，“朝秦暮楚”的现象时有发生。
各诸侯国争先恐后的招纳有才之人，有贤之士在社会上自由流动，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汉朝时期的人才思想延续了春秋战国以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人才通过学习经学进入官场做官。汉朝时期以官禄的选官制度和儒学。
经学的发展是诱导大量汉代士人流向官场的主要因素。对当时的人才而言，进入官场做官，不仅可以光宗耀祖，而且是衡量其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基本标准。到汉武帝时期，选官制度逐渐规范化，以察举、征辟为选官内容。
经术通明成为选拔官员的基本条件。在中央设立太学，在地方设立郡国学校等措施是皇帝为吸引各方人才做官的办法；同时，皇帝解除了人才的物质方面的忧虑，极大的鼓励了人才们读经入仕的欲望，从而将天下有才之人吸引到朝廷做官。
巩固统治，有制度的保障，解决了人才们的担忧的问题，天下人才蜂拥而至。第一节官员流入：完备科举，惟得在人一、完备科举制度，拓宽朝廷官员的选拔途径唐初的选官途径，除令州县推荐外，科举亦是重要途径之一。
隋王朝建立后，废除九品中正选官制度，创立科举选官制度。唐太宗为促进社会底层人才的流动，限制前朝士族门阀的权势，重新修订了《氏族志》，继承并发展隋朝科举制度，使科举制度更加科学合理，让新兴庶族地主阶级可以入朝为官。
科举制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之一，扩大了庶族地主参政的机会，是唐太宗对用人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术、明算，这六门科目在贞观时期科举考试中经常考。其中，秀才科为最高科等，应试者需要熟悉经史。
精通治国方略，因而敢于应试秀才科的士子不多。明法、明书、明算这三科考试涉及专业知识，考中以后需要从事与该专业相关的工作，朝廷需要的人数较少，并且该职位的官员很少能晋升为高层官员，因此报考这三门考试的人员非常之少。
所以，明经和进士两科为大部分士子报考，特别是进士科尤为热门，因为一旦录取，便取得了候补官员的资格。贞观年间录取的进士人数虽然不多，但同九品中正制度相比，它有利于从庶族地主乃至于平民百姓中选拔人才，补充官员。
对于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是有积极作用的。唐太宗健全科举制度，他为普通百姓和地主参与国家政治开阔了道路。他对及第进士很是关心，贞观二十二年，张昌龄、王公谨在考试中“文策全下”，因而落第不报。
张、王二人由于“并有俊才，声震京邑”，太宗亦有耳闻。金榜公布后，唐太宗见榜上无有昌龄、公谨的名字，感到很奇怪，问王师旦是何缘故。王师旦向太宗回答说他们的才华都是浮于表面的，日后怕是很难成大器。
在科举制度之下，大批庶族地主出身的人，如贫士出身的李义府经科举而入仕朝廷，官至宰相。科举制度的实施，在政治和思想上都收到了成效。隋唐以前，通过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权力掌握在门阀士族手中。
官员的升降和录用表面上是通过中央政府，实际都掌握在地方的中正手里。科举制度实施以后，审查和录用官员之权掌握在吏部。朝廷以此来笼络官员，全国地主必须向中央政府靠拢，摧毁了士族门阀对仕途的垄断权，使得中央集权更加巩固。
“帖经”为考试的必考科目，士人只有熟读经典书籍并且熟练运用，才可通过考试，可以说，隋唐以后纲常名教的宣传贯彻，主要是依靠科举制度完成的。二、求贤若渴，惟得在人贞观元年，唐太宗对臣子说：“量才授职，务省官员。”
唐太宗把获得天下人才视为治国之本，批驳了宰相封德彝不荐举人才的谬论，“德惭赧而退”。魏征对于唐太宗初年的“求贤如渴”，亦给予充分地肯定：“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
纵观唐太宗于在位期间，对选贤任才问题一直十分重视。直到贞观十三年，他还在对待臣说：“能安天下者，惟在得用贤才。”唐太宗的求贤如渴、贞观年间后曾五次下达求贤诏书网罗天下贤才以致天下太平。
贞观三年，太宗命令百官上书指出他治国的不妥之处，常何请马周代笔写了并上奏后，论事皆合太宗意，太宗问常何一介武夫竟能写出如此上疏而感到奇怪，向常何询问，常何答对说“这封上书不是我写的，是我请马周帮代笔的。”
唐太宗听完之后，当日便召见马周，并与马周谈论得非常愉快，贞观六年，马周被授监察御史。唐太宗不论人才的出身，除出身于世族地主的长孙无忌、高士廉、杜如晦外，他特别注重发掘普通地主的人才，房玄龄、魏征、马周等人。
无不为贞观之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选用世族地主出身的官员同时，大量地选用了庶族地主出身的贤才。贞观时期，太宗在选贤任能上面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以“四海为家”，汉夷并用，从各方面搜罗人才。
唐太宗任用选拔官员，并不局限于心腹故旧，而是新故并用，“弃怨用才”。魏征原为太子李建成府中的太子洗马，玄武门事件后受到太宗的信任与重用是最为典型的事例。贞观初年，房玄龄上奏说：“原来在秦府工作的老臣没有得到官职。
一起抱怨太宗给前太子府的人官职。”太宗回答说：“如今之所以选择有才德的人，是为了百姓生活的安定，用人是选择有能力之人，并非根据与我关系的亲密程度来选择，就算是与我共事多年的旧下属，如果能力不能胜任岗位，我也不会任用的。”
对于亲戚,唐太宗亦坚持“内举不避亲”的原则，不避嫌疑，不为闲言碎语所动。例如，贞观元年国舅长孙无忌被授任尚书右仆射。唐太宗认为，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他对前朝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和旧观念的这一概括。
不仅符合实际，而且也表明他对此持否定的态度；他所说的“朕独爱之如一”，主张一视同仁，极力反对歧视和奴役其他少数民族。同时，还任用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到中央政府任职。原突厥族的将领，很多人不仅被任命为都督。
还有很多人被任命为唐朝军队的高级将领，在长安任职。唐太宗充分信任少数民族的将领，让少数民族人才在朝廷中担任禁军、宿卫等职位，确实做到了一视同仁。总之，从官员的流入口看唐太宗的官员管理思想，完善了科举制度。
扩大了庶族地主参政的机会，为平民百姓参与国家政权开辟了宽阔了道路；不计较官员的身份，无论来自民间还是官宦家庭，只要才德兼具，太宗便给予其入朝为官的机会；选拔官员方面，唐太宗不避昔仇，不避亲戚。
汉夷并用的思想为唐太宗时期网罗了许多有用之人。管理官员：舍短取长，用人不疑一、德才兼备，舍短取长人才能否得以施展，发挥作用，主要在于统治者认识人的能力，人们评价唐太宗不仅明人，也善于用人。
贞观晚年，他总结自己的用人经验，指出：“用已经是很难的，懂得用人的道理更是难上加难。自己认为的贤人未必是十全十美的，大家觉得不好的人也未必是一无是处。知道这个人有才而不推荐，就失去了这个人才。
反之，知道这个人无才无德还继续任用，为之后埋下隐患。人不可能是完美的。”唐太宗的“用人之道”归纳起来主要是用人要德才兼备，舍短取长。唐太宗执政时期对于官员的管理，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征谈到“对于朝廷职位的选人，不能糊弄。”时，魏征曾回答说“天下大乱的时候，用人只看是否有才，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用人不仅看是否有才，还要有德。”唐太宗的用人的原则是发掘、任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
组成智囊团，帮助他共同治理国家，最终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唐太宗的“舍短取长”用人原则，其实质即是尽量发挥他所任用人才的长处。贞观元年，唐太宗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来反驳封德彝现在没有人才的观点。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再次强调了：“要看到人才的长处而不是他们的短处。”后来，唐太宗在《金镜》中总结了“择长不择短”的用人经验。唐太宗将人比喻物，解释了选择长而不是短的用人准则。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就像物品不可能同时具有多种功能，人不能事事都做好。就算是人才，也不可能没有完美无缺，如果苛求人才的完美性，就会错失许多有贤之仕。遵循“舍短取长”的方法在唐太宗的用人过程中获得很大成功。
比如他将宰相杜如晦的善断，房玄龄的能谋，以及魏征、戴胄等人的敢于谏诤发挥出来。因此，贞观年间的大臣与地方刺史，大多是个性鲜明、每人皆有长处与特点的人物，各有自己的政绩。由于唐太宗明白舍短取长的用人道理，所以发挥不同人才的长处。
才有了“茂绩殊勋，冠冕列鹛”的盛况。各种各样的人才，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效力唐室，这正是唐太宗“用人如器”、“舍短取长”的管理策略收到积极反馈的表现。选举和培养人才的目的是使用人才，人才是否有真才实学。
这就需要对官吏进行必要的考核。黝滥阶贤，分辨贤愚忠奸，才能保证人才的质量，肃清政风。为坚持选才的德行标准，唐太宗令有关部门制定“四善七最”来考核官员，作为官员升降、任免的依据。所谓“四善”专指品德。
是说“德高望重、清廉谨慎、断事公平、即勤劳不懈。”所谓“三十七最”是指27个机构官员办事称职的准则。可见考核之法所坚持的亦是“才行俱兼”的原则。唐太宗非常重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的选拔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