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时期的王朝安危观念是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太宗统治时期，唐王朝内部、外部情况变化较大，对王朝安全的挑战比较多样，关于王朝安全的讨论和实践是当时政治的重要内容。
这为研究贞观时期王朝安危观念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贞观之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之一，当时的王朝安危观念对后世有较大影响。探析唐太宗时期王朝安危观念，有助于进一步细化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为考察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的演变提供资源。一、唐太宗时期王朝安危观念的背景(一)唐太宗时期的“国家”意识尽管中国古代没有“国家安全”这样的术语，但无疑有关于政权安危的思想。
理解古代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首先需要界定古代“国家”，进而理解古代“国家安全”。唐太宗时期“国家安全”思想的“国家”在政权属性上是王朝国家，在 疆 域 范围上以府 州 统 治 区 为 核 心，与 现 代 国 家 概念不同。
考虑到古今“国家”概念和“国家安全”概念的区别，本文以“王朝危观念”代指唐太宗时期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对于古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学界提出了“天下观”“天下主义”，认为传统中国的天下意识居于国家意识之上，提倡王者无外、天下为家。
古人由此将包含本朝和异域、华夏和四夷的实际上是世界秩序的天下作为政治分析的主体。唐太宗君臣无疑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唐太宗和负责招抚西北少数民族的大臣李大亮都有“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
犹于枝叶”的表述，可见其将中国与四夷同置于天下之中。但在天下观之外，唐太宗君臣明确强调和突出唐王朝自身，特别是唐王朝控制的核心区域。首先，他们注意区分唐王朝与天下中的其他政治单位。
唐太宗和魏征都明确将唐王朝与突厥并列，除称呼唐王朝为“国”“国家”之外，对其他政权也同样使用“国”的称呼。其次，唐太宗君臣将“中国(唐王朝)”置于更高的地位，认为其在天下中更为重要。
唐太宗和魏征奉行的“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策略，以及前述“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的说法，都在突出唐王朝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更鲜明的表态在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谋划出兵惩戒高丽时说。
讨伐高丽并不困难，但“不欲劳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扰之”。5198由此可见，唐太宗并未将契丹、靺鞨这样的归附异族视为唐王朝的百姓，两者相比唐太宗真正看重的还是唐王朝自身。
综上所述，唐太宗时期的“国家”意识受到传统“天下观”的影响，对“国家”的理解超越了唐王朝的实际控制范围，但唐太宗等人在“天下”之内明确区分了唐王朝和远夷。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李大龙研究员分析。
唐王朝的天下观按照行政区划来区分，可以分为府州统治区、都护府区和藩国区，而作为唐王朝直接统治区域的府州统治区才是唐朝统治体系的核心。唐太宗君臣所重点维护的也是这一区域的安全。
因此，唐太宗时期的王朝安危观念更为关注的是唐王朝核心区域的安危。(二)唐太宗时期的王朝安全威胁唐太宗并未系统界定何为王朝安全，但通过历史分析，可以看出贞观时期唐王朝面临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安全威胁。
来自唐王朝内部的威胁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围绕皇位继承的斗争，包括李世民本人继位之争和唐太宗废立太子之争。陈寅恪指出:“皇位继承之无固定性及新旧君主接续之交，辄有政变发生，遂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问题也。”
发动政变、杀兄逼父是严重违背封建纲常的行为，因而唐太宗对其继位的合法性格外关注，甚至“企图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他的历史形象”［5］171;在贞观中后期，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争夺储位。
几致政变，唐太宗悔恨以致“抽 佩刀欲自刺，“失教于诸子成为贞观之治的一块污点，围绕皇权交替的斗争是贞观时期王朝政权安全面临的威胁之一。第二类是战乱对国计民生的影响。隋末唐初的战乱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损害。
唐朝初年的在籍人口仅为隋朝的1/4，地方上有盗贼、流民存在，直至贞观六年关东地区还有“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路条，进退艰阻”的景象，极大地限制了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
直接影响王朝经济安全，并间接影响政权安全和军事安全。第三类是内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作为封建王朝，唐王朝面临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唐太宗鉴于隋朝暴政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教训，注重休养生息。
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对缓和，但从贞观五年的罗窦诸洞獠反到贞观二十二年的雅、邛、眉三州獠反，类似记载比比皆是，可见这种矛盾始终存在。来自唐王朝外部的威胁主要是周边政权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威胁。
外部力量中，东突厥对唐王朝构成最大威胁。隋朝末年，中原大乱，从契丹到高昌的北方力量全部从属东突厥，“控弦百 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包括李渊、薛举、窦建德等在内的隋末群雄均曾称臣于突厥。
使东突厥得以深入干涉中原事务，成为区域内最强大的政权。在中原大体平定后，东突厥仍旧多次大举入侵唐王朝，一度兵临长安城下，对唐王朝的社稷安危构成严重威胁，导致唐王朝整体处于被动地位，视东突厥为生死大敌。
据考证，东突厥是唐王朝唯一以对等的“敌国”之礼对待的政权，李渊曾欲迁都以避突厥锋芒，唐太宗为早期不得不向突厥求和而感到痛心疾首，视为耻辱，后来消灭东突厥也被视为唐太宗一生最大的军事成就。
高丽、西突厥、吐谷浑等对唐王朝构成中等程度的威胁，三者对唐王朝的边疆及朝贡国的安全造成影响，但无力颠覆唐王朝。臣服于西突厥的高昌等人口不过数万的小国对唐王朝构成轻度威胁。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唐王朝内部面临储位之争、生产力破坏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外部面临周边政权的挑战与威胁，这些安全威胁都直接关涉政权安危，因而唐太宗时期的王朝安危观念更多关注自身封建政权的安全。
逻辑起点:居安思危的历史经验唐太宗时期十分重视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经验，唐太宗曾说:“以 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魏征也认为:“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以史为鉴是贞观之治的突出特色。
唐太宗时期王朝安危观念的逻辑起点就是居安思危的历史经验。首先，唐太宗君臣基于历史经验，认为王朝的安与危会相互转化。唐太宗认为古代帝王的兴盛与衰败“犹朝之有暮”，“假令内安，必有外扰”。
“太平后必有大乱，大 乱 后 必 有 太平”。将兴衰比之朝暮的自然规律，以及后两句使用“必”这 样 的 判 断，可见唐太宗坚信王朝安危转化的必然性。唐太宗曾作《政本论》，以隋炀帝、东突厥颉利可汗、西突厥叶护可汗自恃强大、由安转危的案例警示自己。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警示唐太宗等人时刻居安思危。正如魏征所言:“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其次，唐太宗君臣基于历史经验，认为居安思危胜于安而忘危。唐太宗在回顾晋、隋历史时指出。
当消灭敌人完成统一之后，晋武帝和隋文帝都走上安而忘危的道路，“政道因兹弛紊”，并评价晋武帝“居治而忘危，则治常治”。唐太宗以此为鉴，“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
魏征同样指出，自古以来亡国之君都“居安忘危，处理忘乱”，以此提醒唐太宗时刻居安思危。最后，唐太宗等人不但从历史中寻求维护王朝安全的经验，也认识到当前的王朝安全情况将深刻影响后世的王朝安全。
贞观十一年，马周在上书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的原因在于开国之君“不务广恩化”，以致“后无遗德可思”，并建议唐太宗效仿夏商周的开国君主，广施德化，助益后世的王朝安全。
唐太宗在解释征讨高丽的原因时认为，天下仅有高丽没有臣服，如果后继之君自以为兵强马壮而劳师远征，可能引发“丧乱”，带来王朝安全威胁，“朕故自取之”，不把这个风险留给后人。
最终目的:维护君主的家国天下对于唐太宗而言，王朝安全不单单意味着唐王朝的安全，更意味着李氏家族的安全，国、家、君主三者是密不可分的。隋朝末年，李渊在接受李世民关于起兵的建议后说:“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足见对于帝王而言，家 国是一体的。维护王朝安全的本质在于维护君主的家国天下。“对于帝王家来说，最大的事莫过于维护其一姓天下的万世永存。”尽管唐太宗时期时有君舟民水之说，但维护王朝安全的本质和核心不在于民，而在于君。
唐太宗将君比作本根，将百姓比作枝叶，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此 外，唐太宗去奢省费的出发点不在于怜悯百姓，而是认为赋役太重会诱发农民起义，进而导致王朝覆灭、君主丧命。封建等级制度是维系唐王朝家国天下的工具。
尽管唐律将谋反定为十恶之首，唐太宗还是规定即便主人谋反，奴仆也必须保持忠诚，遵守等级制度，不准告发。换言之，一旦奴仆违背封建等级制度，即便是出于告发其主谋反的目的，也会被处死。
足见对于唐太宗而言，维护王朝安全的本质在于维护君主的家国天下。把统治者的政权安全放在首位，也是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的重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