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黄博在《宋风成韵》中专门撰文讨论了流行于唐宋年间的这一现象。他指出，算命术在这一时期大行其道绝非偶然，南宋中期的官员孙应时认为，“士大夫汲汲为利与名是谋，故奔走于占。”
黄博在文献中发现了不少宋人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去算命的例子，有一个例子极富戏剧性：宋太祖时的宰相吕蒙正年轻时，曾与同窗张齐贤、王随、钱若水、刘烨等人找道士王抱一看相。王道士起初陷入沉思一言不发，经众人催促，才表示自己走南闯北到处给人看相，但从未遇到过贵人，没想到这一次遇到那么多大富大贵之人，并与众人一一道来各自的命数。之后，吕蒙正在太宗朝当上了宰相，张齐贤在真宗朝当上了宰相，王随在仁宗朝当上了宰相，钱若水在太宗朝任同知枢密院事，一一应验了王抱一的预言。
到了北宋末年，不但士子们因为前途未卜而求神问卦，连朝廷也开始相信，只有有富贵命的人才适合担任重要官职。黄博援引了周煇写于绍兴年间的回忆，徽宗朝的政和、宣和年间，朝廷任命“侍从”以上的官职（介于宰执与普通官员之间的一个中高级官员群体）之前，要先搞清楚候选人的命数吉凶才颁布正式任命诏书。
黄博在史料中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由于太多士子在考试前去算命，术士发现了这个大商机，琢磨出了不同话术，有人专挑中听的话说，凡是有士子来问必答考得中；也有人更高明，看透了科举上榜者寥寥的事实，对所有人都说不中，那么那些占大多数的落榜者事后想想，反而会对术士的“直言不讳”心生敬意。这个高明的话术甚至被沈括记录在了《梦溪笔谈》当中。如今社交网络上流传“算命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心理咨询”的说法，宋代士人听到了想必也会点头同意。
更加有趣的是，宋代士人还喜欢用星座解释自己的命运。韩愈曾在诗中感叹自己身为摩羯座命运多舛，两百年后，苏轼读了韩愈的诗后找到了共鸣，“而仆乃以磨羯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隋代，来华传法的天竺僧人那连提耶舍在翻译《大乘大方等日藏经》时也译介了“黄道十二宫”的知识。目前已知宋代最早的黄道十二宫图像，是开宝五年（972年）刊刻的佛经《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的卷首图：绘图者将东西文化中两种天文体系二十八宿星图和黄道十二宫都画在了同一张图上。就如佛教来华后面临本土化改造，西方的星座知识也被本土化改造了一番，当时的术士在进行星占推算时，会结合十二宫体系和二十八宿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