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今天，我们不能说成吉思称“皇帝”说明他个人的“伟大”，而是这或多或少也印证着我们真实的民族融合史，也是值得我们珍视与尊重的事实。因此，称铁木真是“成吉思皇帝”要比“成吉思汗”，更科学、更合理。
1206年，孛儿只斤·铁木真在斡难河（今鄂嫩河）上游的大忽里勒台被蒙古贵族们推举为大可汗，这标志着大蒙古国的诞生，诸王和群臣为铁木真上尊号“成吉思汗”。但是，在《元史·太祖本纪》记载中，诸王群臣为上尊号“成吉思皇帝”，而在晚清以前，元、明及清中前期的汉文史集中，并无上尊号“成吉思汗”的记载。这就是说，铁木真在古代中国被广泛应用的尊号应该是“成吉思皇帝”而非“成吉思汗”。
今天的学者研究发现，西方的史集中记载为铁木真成吉思汗，并传入中国，导致自晚清时始汉文史集中（如《海国图志》、《蒙兀儿史记》、《蒙古纪事本末》，《新元史》等）出现两者并用或者独用成吉思汗的记载。
“汗”与“可汗”的意义是不同的。可汗是四世纪以后北亚民族高级政治体首领的称谓，阿尔泰语系民族对首领的尊称。最早出现于3世纪鲜卑部落，最初这个称呼最早被用于称呼鲜卑部落的酋长，汉语译作“可寒”。可汗作为一国之主的称号，最早始于402年柔然首领社崘统一漠北自称。类似于汉字的国王；古代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鲜卑、回纥、柔然、铁勒（高车）、突厥、吐谷浑、阻卜、女真等部族对首领皆称可汗；蒙古帝国灭亡后受其影响，中亚的帖木儿帝国、哈萨克汗国、布哈拉汗国等国和东欧的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等突厥化穆斯林国家君主也开始称可汗。我们今天将“可汗”简称为“汗”，可能在这中间犯了一个错误，即是一些部落的首领可以称为“汗”，但他们并不是或者并不能称为“可汗”，“汗”也可以是“可汗”管理的某一个部落的首领，职权范围并没有“可汗”大，政治地位也远不如“可汗”高。这就是说，“可汗”与“汗”之间存在着地位高低与权力大小的问题。
南朝的《宋书》记载可汗鲜卑语称“可寒”，原意是一国之主之意。《木兰辞》中有“可汗大点兵”，可汗指代北朝皇帝。唐朝杜佑谓：其“犹言皇帝”。这里说是“可汗”等同于“皇帝”，但并不见得“可汗”就是“皇帝”。这中间最有说服力的“天可汗”。宋王溥《唐会要·杂录》：“贞观四年，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乃下制，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这里面有一层意思，“天可汗”管理着草原上众多的“可汗”，是“天下共主”。
如此一说，可汗与皇帝的差距显而易见。而史籍记载铁木真是皇帝无疑，如《元史》记载成吉思汗建国称帝那一段，原文即是：“元年丙寅，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斿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是岁实金泰和之六年也。”《黑鞑事略》中也说：“黑鞑之国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曰蒙古。女真名其国曰大金，故鞑名其国曰大银。其主初僭皇帝号者，小名曰忒没真，僭号曰‘成吉思皇帝’。”《长春眞人西游记》同样记载为“诏曰成吉思皇帝敕真人邱师”。
另外，关于这一点，也有文物的佐证。1998年12月，河北廊坊文物商店大城县收购站从盐山县农民手中购得文物一件。经专家鉴定，是成吉思皇帝的圣旨牌。圣旨牌，银质，文字鎏金（一般称此牌为“金牌”）。呈长方板状，四角抹圆，右上角残缺。上端中部有一圆形穿孔。长二十一点七厘米、宽七厘米、厚零点三厘米。正面刻双钩汉字：“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面牌心刻双钩契丹文，大意是：速、走马，或快马。牌表面原浮有黑色薄锈，经轻磨后，两面鎏金文字始得显露出来。现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李蔚《成吉思文物》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05月26日第9版）
“圣旨牌”为皇帝的象征，代表皇帝，一般与圣旨同行，见牌如见皇帝，是圣旨真实的权威证明。朝廷颁发各种诏敕，包括调发军旅，都是圣旨与“圣旨牌”一起下达的。廊坊“成吉思圣旨牌”的发现，说明铁木真在世时，已称“成吉思皇帝”。而
前面说过，“可汗”最早出于柔然部落首领的自称。柔然是公元四世纪后期至六世纪中叶，在蒙古草原上继匈奴、鲜卑等之后崛起的部落制汗国，最高统治部落（可汗郁久闾氏本部）为鲜卑别部的一支。而在没有“可汗”这一称谓之前，其相当于匈奴人的“单于”。《史记·匈奴列传》中说，汉朝送给单于的书信，写在一尺一寸的木札上，开头文词是“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平安”，及写上所送的东西和要说的话。中行说就让单于用一尺二寸的木札写信送给汉朝皇帝，并且把印章和封泥的尺寸都加长加宽加大，把开头语说得很傲慢：“天地所生、日月所安置的匈奴大单于恭敬地问候汉朝皇帝平安。”再写上所送东西和要说的话语。
在这里，人们不难看到匈奴人的单于一直想要同汉朝的皇帝平起平坐，但现实却没有在这方面给予他们太多的机会，以致其后裔当皇帝也得姓刘。如十六国时期前赵政权开国皇帝刘渊和同一时期胡夏国建立者赫连勃勃，他们都是匈奴人，但在当皇帝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却是中原先进文化的仰慕与服从。其政权的建立虽然进一步把中原推向战争和动乱，但却为各民族之间深层次的融合，准备了条件。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全面改革鲜卑旧俗，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改鲜卑姓为汉姓等，移风易俗，推行汉化，中国民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所以，在五六百年后，成吉思称“皇帝”是一件自然而然、再也正常不过的事情。其时，草原上的“可汗”早已远不可与“皇帝”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