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 刀
长期以宋史为研究方向的黄博，在提到宋代士大夫的文艺圈时手到擒来，在《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一书中，黄博带领读者“游走”于宋代宫廷、官场、旅途、科场和文坛五个最具文艺气息的生活场景。
今天，每每提及宋代，总有一些人情不自禁地畅想宋人诗和远方的浪漫与惬意。然而，深读此书后读者也许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即如果没有达到相当高级的文化水平，恐怕只剩下苍白的“远方”而难以言“诗”了。这本书中黄博所选取的视角独特且高深，比如苏轼所擅长的分韵与王安石的保留项目集句诗，除了历史的呈现外，黄博还带读者进行赏析，许多涉及鲜为人知的典故便铺陈开来。
黄博在书中对宋代文人生活圈有许多细致的描绘，特别是通过宋代士大夫所擅长的诗词进行展现。本书所撷取的诗词，不少鲜为人熟知，非深耕所不能。而宋人遣词用句的功夫也超出一般的吟和，更工于技巧，志于意境。苏轼分韵诗无人能及，王安石的集句诗首屈一指。分韵难在韵脚对仗，实际是一个再创作过程。集句诗则像是古诗中的大数据，将前人诗句重新组合成新诗，“既要诗意相连，又要平仄相合，还要对仗押韵”。
王安石的集句诗厉害，但他的字却被时人评价为“皆如大忙中写”。黄博对宋人书法水平评价不高，认为缺少唐人书法中的气韵与意境。唐宋之所以在书法上有如此大的差异，因夹杂于唐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书法文化的滑坡。由于战乱原因“文物凋落，士大夫平时练字习书，很难从二王、颜柳这些大家入手”。
宋人书法水平总体一般，有人写书法上瘾，有人则有所写而有所不写。当宋仁宗下诏让蔡襄为张贵妃碑书丹时，竟然遭到了蔡襄义正词严的拒绝，蔡襄说出了那句名言：“此待诏职也。”不过，对于宋人沉迷书法之风，朱熹却不屑一顾。朱熹主张“写字不要好”，而像“苏轼、黄庭坚等文艺性大于学理性的文人士大夫却在书法上要求好求嘉，这种矛盾显然不可调和”。朱熹说“写字不要好时，却好”，“因为写字对士大夫来说是理所当然，但写字求好求嘉，便是多欲，而不要好，才是寡欲”，而“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程颐和程颢，更是视书法为玩物丧志”。黄博对于朱熹等人的观点显然难以苟同，因此不忘幽他一默，“书法既然是玩物丧志的玩意，那弃之不顾不就行了嘛，朱熹他们又何必与苏黄在这个问题上斤斤计较呢？”
宋代文人专功于书法，是觉得这是一种足以展现个人才华气韵的风雅。在理学家看来，这种风雅本就是一种俗。不过，虽然宋代书法水平无法与唐代相提并论，但宋画则没有像书法那样遭到理学家群体的枪烟炮雨，连对书法不乏微词的朱熹对此也“网开一面”，还不无风趣地调侃郭拱振给自己画的两幅画像“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计虽相闻而不相识者，变有以知其为予也”。在以“学问、文章、诗词、书法、参禅、为政”等方面服人的宋代，外在颜值自然不是审美主流，传遍社会上下、流芳千古的往往是各种饱含文化韵味的所谓佳话。
《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一书中，黄博还写到宋代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在宋代，那些被升迁的官员是要向撰写诏书的翰林学士支付润笔费的。谁能想到，润笔费竟源于宋太宗赵光义——他不但“亲自帮助翰林学士向获得了升迁的官员讨要润笔费”，“还规定了润笔钱物的数量，从此成为宋朝的‘定制’”。支付润笔费一视同仁，“为皇帝撰写制词、如遇到立皇后、立太子等关系到皇帝本人的重大事件，还有以皇帝的名义颁发的各种带有文宣性的制诰诏赦等。遇到这些情况，翰林学士还是可以得到皇帝赏赐润笔费的。”上行下效，润笔费还渗进了民间，比如撰写碑志支付润笔费蔚成风气，若是名人，价格不菲不说，往往还得等上一两年。
在宋代文化兴盛的背后，都能找到一个共同源头，那就是自上而下地追求雅文化。从太祖喜欢打猎，到太宗、真宗对打猎没什么兴趣，再到仁宗厌恶打猎，宋代皇帝更追求文化生活。太宗与文臣的诗句唱和，促成了宋代诗坛一个新的诗歌类型——词的诞生。真宗则在太宗的培养和熏陶之下，继承了太宗喜欢读书和写诗的爱好，史称“真宗听政之暇，唯务书”，而且每看一本书，就要写一首诗以为纪念。真宗的诗，最有名的就是那两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没有无缘无故的文化风韵。宋代自上而下各色人物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必然大大推动文化的发展。而这些文化往往又会通过各种通道外溢，汪洋恣意，登峰造极。一些流传千古的诗句往往出于民间，毕竟文化需要深植社会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