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金匮之盟”的真伪，自宋至清聚讼不已，但一般虽认定那些记载的文字存有讹误，却无人断言其整体为假。如清人恽敬《大云山房文稿·续辨微论》即怀疑“金匮之盟”的内容为饰说，但并不认为此盟约完全出自伪造。至近世，始有学者认为宋初并不存在“传弟”的“金匮之盟”，所谓“盟约”全然出于后人伪造。而张荫麟撰有《宋太宗继统考实》一文，进而考证出所谓“金匮之盟”存在五大破绽：
其一，自诸人年龄上推断，杜太后死时，宋太祖三十五岁，其子德昭十一岁，杜太后怎能预计至太祖死时，德昭仍为孩童？若以次传之二弟，再传德昭，因赵廷美仅较德昭大四岁，故到时德昭之存亡尚未能定，所谓“国有长君”，从何谈起？其二，此盟约订立后一直深藏秘锢，直至太平兴国六年（981）才宣布，大为可疑，因为“此约之伪托，乃在德昭既自杀而太宗将要迫死廷美之时，断无此时伪托以为太宗解之文件中，反为廷美、德昭张目之理”。其三，赵普既为署名誓约者，为何于宋太宗即位时不敢宣布，从而坐失结主良机？其四，据《长编》，“金匮之盟”最初见载于《太祖新录》，称订立盟誓时宋太宗也在场；但宋太宗即位初未宣布，初修的《旧录》亦未载录，故李焘也云《新录》“别加删修，遂失事实”。其五，“金匮之盟”为密约，赵普《自诉状》也被宋太祖藏入金匮而成为密件，赵普太平兴国六年自诉亦为密奏，而秘密所关系之人，除死无对证的杜太后、宋太祖外，只有赵普、宋太宗能揭破“金匮之盟”之真相。由此，可断言“金匮之盟”实由想复相又迫于宋太宗压力的赵普所伪造，以迎合宋太宗“传子”愿望，时间即在太平兴国六年。
张说一出，后人论及“金匮之盟”时往往依以为据，或据此发挥。张说指出《太祖新录》所载的“金匮之盟”为伪，无疑甚有道理，然因此断言《涑水记闻》所载“金匮之盟”之事“盖又伪中出伪也”，并进而断定宋初并无传弟的盟约，却显然与宋代不少文献记载不相符合。
宋初是否有宋太宗之后让廷美、德昭顺序继位的约定，虽然相关记载已遭多次窜改而面目不清，但据现见的一些史料分析，仍可得出肯定的结论。如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燕京，史载：
初，武功郡王德昭从征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太宗）所在，或有谋立王者，会知上处，乃止。上微闻其事，不悦。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议者皆谓不可，于是德昭乘间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德昭惶恐，还宫，……取割果刀自刎。
此处宋太宗所言虽为怨词，但也由此表明，在宋太宗心目中，赵德昭日后是要继位为天子的。此想法不仅天子有，军中将士也有持此想法者，故于北征军中，一旦“不知上所在”，即欲拥立德昭为帝。其实当时在军中的皇室成员，除德昭外，尚有皇弟廷美、太宗长子元佐等皆从征；但正因为德昭有此特殊身份，故军中将士欲拥立德昭。此事在古代实属“大逆”之举，但宋太宗并未深究严惩，仅仅是心中“不悦”而已。又史载宋太宗继位后，即以“皇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封齐王，“皇子”赵德昭封武功郡王；不久又“诏齐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由此可见，廷美、德昭所享受的殊遇与宋太宗在宋太祖时相同。对此，南宋陆游指出：
后唐秦王从荣以长子为河南尹，又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故当时遂以尹京为储贰之位。至晋天福中郑王重贵、周广顺中晋王荣，皆尹开封，用秦王故事也。国朝太祖皇帝建隆二年七月，以太宗皇帝为开封尹。开宝末，太宗嗣位才八日，即以齐王廷美为开封尹。太平兴国七年，秦王出为西京留守。自是开封不置尹，止命近臣权知府而已。雍熙二年，始以陈王元僖为开封尹，盖是时太宗元子楚王元佐被疾废，则陈王亦储君也。淳化三年薨。后二年，真宗皇帝自襄王为开封尹，至道元年正东宫。……自后唐以来，虽以尹京阴为储副之位，然皆藩王。
即北宋初晋王（宋太宗），秦王廷美，太宗之子陈王、襄王（宋真宗）官开封尹，亦用此例，皆“阴为储副之位”。又《宋史·宗室传一》载：
或谓昭宪（杜太后）及太祖本意，盖欲太宗传之廷美，而廷美复传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令廷美尹开封，德昭实称皇子。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他日，太宗尝以传国之意访之赵普，普曰：“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于是廷美遂得罪。
赵普此处所言宋太祖之误，当即在于传弟不传子，而宋太宗传子不传弟，自然不“再误”。从历史经验教训上看，嫡长子继位制度，在皇位传承过程中，要比兄终弟及制更易平稳过渡，从而减少政局动荡的可能。从这一角度而言，宋太祖传弟不传子的做法，确为一大失误。而宋太宗不能以嫡长子继位的传统做法来传位，反以“传国之意”询之赵普，显然有让其不能自作主张的因素存在。因此，德昭之不得其死，廷美之不自安，太宗之所询，赵普之所答，都昭显这样一个史实，即廷美确有继位的资格，从而亦证实了宋初确有宋太祖传位宋太宗，再顺序传位廷美、德昭的约定。
对于张氏《宋太宗继统考实》所云“金匮之盟”存在的五大破绽，前些年已有学者撰文提出质疑，认为“金匮之盟”伪造说难以成立，并指出所谓盟约的内容有真有伪，有后人所加的“伪造”部分。因张说“金匮之盟”的五大破绽中，以第一大破绽最为重要，亦是推断宋初确实存在皇位将以次传于廷美、德昭之约定所必须面对的，故先为考辨之。
张荫麟因“金匮之盟”所涉及诸人的年龄而疑其为伪，若以一般情形来推论，自然颇为有理，但若将杜太后欲立“长君”的考虑置于宋初这一特殊大背景下，就不显得那么突兀了。经检《资治通鉴》等史籍，当时时局危机重重，五代十四位皇帝，无有享国十年以上者，勉强为帝十年的后梁末帝终以亡国亡身下场；而且大都享年不永，其中死于非命者多达七人，尤其是周世宗壮年猝死，由年仅七岁的“幼主”继位，成为宋太祖以统军大将身份乘机夺得帝位的最直接原因。如此事例，实为宋初统治者所铭刻在心。此外，五代十国时国有“长君”而舍子立弟的做法，也不无先例。如后唐明宗舍两幼子而立“多战功”的养子从珂，后晋宰相冯道舍晋高祖幼子而立其侄石重贵，十国中的吴、楚、吴越、南汉诸国中也多有兄终弟继之例，楚王马殷甚至“遗命诸子，兄弟相继”。又南唐中主李璟“始嗣位，以弟齐王景遂为元帅，居东宫，燕王景达为副元帅，就昪柩前盟约，兄弟相继，中外庶政，并委景遂参决。景长子冀为东都留守，后又立景遂为太弟，景达为齐王、元帅，冀为燕王、副元帅”。显然，南唐中主之意是先传位两位弟弟，然后再传回给自己儿子。此类事例，当时并非秘而不宣。因此，为能不重蹈周世宗未立“长君”而亡国的覆辙，避免宋朝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杜太后、宋太祖等仿照当时兄终弟及的成例而预作防范，亦就属一自然之举。乱世行事，当讲求通变适时，而不可固执皇位父子相传之死理，况且杜太后尚有“一妇人生三天子”的私心。因此，张氏以年龄问题来推断宋初“金匮之盟”全出于赵普伪造的理由，实不充分。
杜太后于宋太祖壮年时讨论嗣位人选，欲国有“长君”，还基于宋初国势动荡不宁、危机丛生这样一个现实状况。如前文所述，当时各地守臣颇有怀“贰心”观望者，而镇守潞州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更是联结北汉，起兵反宋，一时朝野震动。本处于观望中的四方守臣，亦有人欲响应李筠。为迅速扭转不利局面，宋太祖亲征潞州。但不少朝臣并不看好此行，即使宋太祖自己也无必胜把握，故临行时嘱咐赵光义道：“是行也，朕胜则不言，万一不利，则使赵普分兵守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别作一家计度。”但从宋太祖不是自己下令，而是嘱咐赵光义“使赵普分兵守河阳”，则其所谓“万一不利”，应指其“战死沙场”。虽然宋军一战得胜，但数月后镇守扬州的节度使李重进又起兵反宋，宋太祖再次迅速出兵亲征，攻破扬州，迫使李重进自杀，彻底清除了这个老对头的势力。但仅过了半年，杜太后病死。因此，对所处局势深怀忧惧的杜太后要求太祖确保国有“长君”，以免如后周因“幼 主”当国而失去江山的悲剧产生，应属自然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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