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连续解读七篇《长安十二时辰》了，最短的三千字，最长的七千字，加在一块三万字左右了，对于解读历史性电视剧来说，追剧也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
连一部剧都不能好好看，人生真的太难了。
前几篇文章中我从各个角度吹了几波《长安十二时辰》，有读者说剧方给我打钱了，纵横想说，如果剧方看到我写的文章，请自觉打赏，主动一点也许会更好。
鉴于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剧方的劳务费，所以现在来挑点毛病。
今天从唐代“官”“吏”殊途的角度来讲讲《长安十二时辰》中，姚汝能人设究竟有失败。
《长安十二时辰》中官居四品的东宫右卫率姚汝能到底什么来头？
在开播之初，就感觉姚汝能的人设跟剧情有点格格不入，在剧中，姚汝能是太子派往靖安司协助李泌办案的东宫右卫率，官阶在四品，要知道李泌作为靖安司司丞也只有五品，而右相林九郎和何监也不过三品官员，由此可见，姚汝能的官位那是相当大的。
按照剧中给定的原因，姚汝能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高官，那是因为祖上就是唐玄宗时期的名相姚崇。
在历史上，姚崇与房玄龄、杜如晦和宋璟并称为唐朝四大贤相，是开元盛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但是姚崇的后人并不长脸，大概是参与了结党营私的事情，最后导致姚家一落千丈。
正如姚汝能在剧中所讲：“我们姚家的事，在长安就是一个笑话”。
剧中以此为背景，将姚汝能作为姚家剩下的姚家唯一的独苗，想要活下来，还要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那种人设。太子李亨看重姚崇的为人，善待他的后人姚汝能，让他一直在东宫陪读，是太子和李必的“发小”。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刚刚播出的三集剧情中，姚汝能竟然黑化，成了林九郎的暗桩（卧底）。
再仔细回想，林九郎口中经常说的“三女传来消息”，这个“三女”不就是“汝”嘛！这样一说似乎就明白了，原来姚汝能早就投靠了林九郎，这倒是也符合反恐悬疑剧一波三折的调调。
原著中的姚汝能是一个想要成为张小敬一样的男人
因为《长安十二时辰》原著是一部十分贴近历史，逻辑十分缜密的小说，其中的人物设定大多都是有历史原型的，随意改变人设会引起极大的逻辑混乱，所以在剧中，几乎有历史原型的人物最终结局都和历史结局一样，这也是本剧的一大亮点。
然而，姚汝能的人设却被大肆修改了，原著中姚汝能是：京畿岐州人氏，家中世代都是捕盗之吏，父亲、伯父先后死于贼事。后来朝廷垂恩，破格把他拔擢到长安为吏。所以他临行前发下过誓言，一定要在长安城做个让恶人闻风丧胆的干吏，才不辱家门。
虽然都是想要建功立业，但并非像影视剧中那样有故事，在原著中，姚汝能只不过是一个干了捕吏只有三个月零八天的新人，刚刚加入靖安司没有多久，他一直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像张小敬一样的不良帅，说不定未来也能当上不良帅甚至县尉，这样也就祖上冒青烟了。
姚汝能在剧中的存在感也没有这么强，他其实与崔器差不多，都是靖安司的小吏，为了实现长安梦的小人物之一。
实际上，影视剧中之所以要大改姚汝能的人设，一方面是为了增加“权斗”剧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姚汝能的历史原型压根就是以野史为基础编纂的，所以有更多的创造空间。
在真正的历史上姚汝能是一个连生平事迹都不详的官员，唯一记录的一点就是曾担任过华阴县尉，很明显马伯庸老师在原著中的描写应该是符合历史原型的，姚汝能最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当上了县尉。
在剧中，姚汝能也说过，要写一本小说拿到黑市上卖，这本小说就是历史记载中唯一出现“张小敬”这三个字的《安禄山事迹》。
关于姚汝能人设的改变，有记者曾经访问过姚汝能的演员芦芳生，芦芳生得知跟他对手戏的演员是易烊千玺后，十分紧张跟导演说了一句：“人家17，我40！这年龄差都能演父子了。”
导演说：“没事，我给你改改人设，让你变成是看着李必和太子长大的大哥，但最后也只差七八岁。”
这一改，估计是改出了硬伤，以一个朝廷四品官员跟在一个都尉的后面办案，这其实才是扯淡。
在唐代，正是“官”“吏”分流的开始。
胥吏在古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阶层？
我们喜欢把古代官府中的人统称为官吏，实际上“官”“吏”是不一样的，因此我在标题中都是打了引号的。
所谓的“吏”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旧时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
通常来说，吏就是政府中实际做事情的办事人员，他们不像官员有决策权和管理权，叶炜总结说“通常所谓胥吏，由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处理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人员、从事其他杂务厮役的人员等共同构成”。
“吏”作为一个群体，其内部也有极大的异质性。如果展开来说，吏也分为中央的吏员和地方的吏员，上至中央六部的书员，下至县衙的书吏都属于“吏”这个群体。
在实际当中，基层政府中，往往将书吏与差役常常合为一体，也称为吏，元人徐元瑞《习吏幼学指南》说：“夫吏，古之胥也，史也，上应天文，曰土公之星，下书史牒，曰刀笔之吏。”也就是将胥和吏当作一回事，后世往往合称为胥吏。
在现在文献中也通常用“胥吏”一词将古代的各种非官员，且为政府办事人员概而论之。
在古代一直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在县级行政机构中，往往只有县令、县尉、县丞等人是政府派驻的官员，其管理的好几百人的队伍，都可以称为胥吏，胥吏也是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主要枢纽，在老百姓的眼里，官吏其实都一样，都是官府的人。
正常来说，胥吏平时的生活是很辛苦的，古代县衙分为前后两院，前面是升堂办公的地方，后院则是内宅，胥吏作为县衙的办事人员，也要住在衙门里面。《水浒传》中杨雄之所以经常不回家，导致潘巧云出轨，就是因为要经常在衙门里。
在剧中，靖安司办案的人员大多都是胥吏，在《长安十二时辰》中看这些刀笔吏平时的工作量就能看出来是十分巨大的，说加班就加班，即使是放假看灯，一个号令就全部回靖安司办差了。
当中有一名书吏，因为当一个刀笔吏逛街买不起好的胭脂水粉被媳妇各种喷，说了一句，我要努力工作才能配的上你，本来都打算和老婆离开长安了，听从望楼传信的号令回靖安司不久就挂了，想想都惨。
可以说，在古代的时候，老百姓眼里的胥吏是凶恶的，但是在官府中，却是最下层的。
中国古代“官吏殊途”制度下官员与胥吏的巨大沟壑
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为何会犯十恶不赦的死罪，就是因为张小敬作为不良帅，杀死了自己的上司万年县的县尉，下杀上，吏杀官，那可是不义之罪，唐律中不得赦宥的十恶之一。
所谓十恶，就是封建时期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将道德因素加入刑法当中，犯有十恶之罪的人，不得赦免。
县尉不过一个八九品的官员，胥吏杀害上司官员就是十恶之一，由此可见官员和胥吏之间身份地位之间相差多少。
胥吏在古代各个时期也不尽相同，在秦汉时期，基本是官吏相通的，刘邦起义的团队成员大部分都是以胥吏出身，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萧何：“于秦时为刀笔之吏”。
吏可以成为相国，这在后世是难以想象的，这跟秦朝时期注重法治有关，秦朝的以国基础是重法典，重酷刑，往往就需要吏来完成，所以秦朝时期吏的地位很强。
在西汉建立后，依然如此，在汉武帝时期江充就被称为“酷吏”，一个吏出身的人，竟然能够受到皇帝的重用，并且能够陷害太子，这在后世应该也是不敢想的。
魏晋南北朝以来，九品中正制逐渐盛行，《晋书·刘毅列传》中评价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不止是官员阶级固化，更别提被排挤在九品中正制外的胥吏了，胥吏的地位急剧下降，官员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隋唐实行科举取士是中国官僚制度的重大进步，然而在科举取士的过程中，实则再一次将胥吏排除在外，也是中国古代首次从制度上明确了官吏之间是不同的。
通过科举取士的官员更加瞧不起胥吏，在《唐会要》中记载唐代明文规定：“流外出身人今后勿授刺史、县令、录事参军。“所谓的“流外”，就是在朝廷正式官僚体系外的人，胥吏自然不在列。
但是唐代时期，科举取士并未完全成熟，还有一部分比较特殊的官职留给胥吏，胥吏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能够成为较为低品的官职，比如缉捕出身的胥吏终身的梦想就是成为县尉。
前面已经提到，姚汝能在历史上的记载就是华阴县尉，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姚汝能作为捕吏出身，梦想成为不良帅，再成为县尉，估计是一个很不好走的路。
在武则天执政时期，曾经重要了一批干吏，这批人中就有人后来成为高官，除此之外，大部分能够成为县尉、县丞就很不错了。
到宋代时，科举制度逐渐成熟，赵宋政权又特别强调以文治国，大举扩大科举取士人数，以致科举入仕的官员太多，很多县尉都得是科举出身，即使不是科举出身，也得是军人以军功专业，以胥吏身份成为县尉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
从宋代之后，官就是官，吏就是吏，作为小吏甚至连参加科举的资格都没有，吏做了一辈子可能也成不了官，没有晋升的渠道，可见“官”“吏”殊途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总结：
在唐朝时期是官吏分途的重要时期，以科举取士为根本，中国官僚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官”“吏”分途也成为可能。
所以，再回过头来看，《长安十二时辰》中姚汝能假如真的是四品东宫右卫率，在唐代要是能正常跟张小敬说句话，都算我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