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628年7月21日 -683年12月27日），字为善，唐朝第三位皇帝（649年7月15日-683年12月27日在位），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母为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前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同母弟。贞观二年（628年）六月，李治出生于东宫丽正殿。贞观五年（631年）封晋王，后太子李承乾与次子魏王李泰相继被废，于贞观十七年（643年）被册为皇太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唐高宗在即位之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由于他勤于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史称“永徽之治”。高宗还在废立皇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排除了元老派的干扰。显庆五年（660年）以后，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皇后乘机开始参与国家大事。高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唐高宗在位期间先后灭西突厥（657年）、灭百济（660年）、灭高句丽（6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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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末年的辽东战役使“贞观之治”出现危机，李治登基后的永徽四年（653年），江浙一带就爆发了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再次尖锐。李治及正式登基即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登基之初，就把唐太宗时的三日一朝改为一日一朝，勤勉执政。即位之后，重用太宗旧臣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君臣上下萧规曹随，照太宗时法令执行，颇有贞观之治之遗风。永徽二年（651年）九月，下令所占百姓田宅还给百姓。李治有知人之明，他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唐太宗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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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三年（652年），编成《唐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它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当时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宽平公正，犯罪率较低。史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李治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需要判死刑。李治统治后期的显著特点是持续多年的歉收。咸亨元年（670年），谷物严重短缺，致使政府禁止酿酒。7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歉收、洪水、干旱、虫灾和饥馑接踵而来，一直达到危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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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隆元年（680年），粮价之高，前所未有，唐政府认为高物价是流通货币过多的结果，因此大量减少铸造新币，对私铸的惩办也比以前更加严厉。与此同时，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李治是在经济和财政危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去世的。虽存在这一系列问题，但唐高宗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出。调露元年（679年）甚至用谷物换回私铸钱。更重要的措施是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在部分重要城市进一步发展常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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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六年（655年），京师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后来每个州都设立了这种粮仓。李治另一个政绩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并在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官员中中举的人依然是少数，大部分官员仍靠世袭的特权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从胥吏升任。例如在永徽七年（656年），不少于1400名胥吏有资格进入正途，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过进士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