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纣王释放姬昌之后，姬昌先后攻打了犬戎、密须、耆国、邘国、崇国。其中，攻打耆国后，商朝祖尹忧心不已，但纣王却说“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
尚书记载：“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后面是祖尹与纣王的对话，大致与史记相符。总之，史记“伐耆”与尚书“戡黎”，指的是同一件事，耆国即黎国。
问题在于：比史记更早的尚书，只说“西伯戡黎”，没有明说西伯是姬昌还是姬发，西汉以来学者通常认为西伯为姬昌，但宋人认为西伯是姬发，即姬发戡黎，那么到底是谁征伐黎国的呢？对此，新世纪发现的一批战国竹简改写认知，史记又一记载或被推翻。
所谓黎国，周本纪中称为耆国，殷本纪中又称为“饥国”，位于山西长治黎城县境内，距离殷都安阳只有150公里，商朝核心区域的诸侯国，属于殷商铁杆盟友。更为重要的是，黎国距离殷都很近，距离周人却很远，这时就出现了一个让人难以解释的问题。
史记记载，姬昌晚年征伐的顺序是“犬戎、密须、耆国、邘国、崇国”。但是陕西宝鸡岐山到山西长治，现代高速里程将近700公里，以当时的生产力来看，这绝对属于超出想象的孤军深入，周围殷商势力强大，姬昌为何如此冒险，又如何确保成功？
以上图看，姬昌一旦远征黎国，那么就会面临后路被断的风险。尤为关键的是，按照正常逻辑，即便纣王讨厌黎国，也要担心姬昌下一步攻打殷都，因为黎国与殷都距离实在太近了，所以商朝必然要救黎国，那么姬昌如何确保商朝不出兵？
即便姬昌想要通过戡黎，以打击商朝与纣王的威望，但这种军事行动，只能引起商朝与纣王的更多警觉，乃至将战略重心西转，毕竟周人都要打到殷都了。换言之，姬昌戡黎的行动政治收益不大，但坏处其实很多。
总而言之，姬昌攻打黎国，不仅不合用兵之道，也不符合政治逻辑，似乎不太可能是真实的历史。当然，包括朱熹在内的宋人质疑姬昌戡黎，主要认为姬昌有德，没有必要与商朝交恶，更不会主动叛乱。
本世纪初，清华大学得到一批战国楚简，后被称之为“清华简”，其中整理出的《耆夜》，讲述了武王伐耆之后在文王宗庙庆功之事。
按照耆夜记载，戡黎的是姬发，而不是史记中的姬昌，时间是在武王八年。如此，也就能更合理的解释商周一个奇怪现象。
牧野之战前夕，商周没有爆发一次战争，纣王对姬周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什么特别措施，这一点极其诡异。如果是姬昌戡黎，那么面对周人公然造反，且已经打到家门口的事实，商朝多年没有一点应对实在不符合常理；但如果姬发八年戡黎，此时才威胁到殷都，或许由此深陷东夷战争与内部斗争泥潭的商朝没有太多应对时间，从而商周在牧野之战前无战事。
按照史书记载，可以排列一下武王事迹：武王八年戡黎，九年孟津观兵，十一年伐纣。相比“姬昌戡黎说”留给商朝反应的时间，“姬发戡黎说”留给商朝的时间更短，而且姬发通过戡黎发现商朝虚实之后，第二年就孟津观兵准备伐纣，显然是“趁你病要你命”。当然，孟津观兵伐纣没有实施下去，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但两年后武王伐纣成功。
现代研究发现，武王伐纣的时间是十一年正月，也即距离孟津观兵只有1年多。因此，姬发戡黎发现商朝虚实后，就时刻准备发动灭国之战，这显然更符合战争逻辑。
综上，种种迹象表明，在戡黎的问题上，史记大概率是错了，真正戡黎的是姬发，或许因为尚书上说“西伯戡黎”，其中“西伯”让司马迁误解为姬昌。实际上，“西伯”意为西方诸侯之长，为何不可能是姬发？
当然，即便史记在这一问题上出现错误，也无损于司马迁与史记的历史地位，毕竟细节上出现争议或错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在所难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