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死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被拥立为新帝，是为“弘光帝”。
由于策立之功，马士英就成为了文臣第一，史可法反倒变成了第二。
刚刚当上皇帝，朱由崧肯定要对手下的“功臣”加官进爵，因此马士英就被封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凤阳总督，而史可法则被封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
至于之前的南京礼部尚书王铎与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他们也是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直到此时，史可法才终于明白，自己早就被马士英给卖了，不可能得到新皇帝的信任，于是就自请出朝，督师江北。
由此一来，马士英在南京朝中就变成了首辅。
实际上，史可法的加衔其实一直是虚衔，朝内大臣也已经逐渐被马士英全部掌握控制了，而当时南京的那些东林党人，包括一些士大夫们，虽然天天都在高喊“秦桧在内、李纲在外”，但他们一个个也只不过是空嚷嚷而已，与实事无补。
可见，正是因为东林党人出于私心对史可法的一番游说，才造成了史可法在立储问题上的犹豫，而史可法当时的犹豫不决，又造成了马士英等人拥立朱由崧的既成事实。
朱由崧当上皇帝之后，一方面信任马士英，另一方面又非常依赖先前推举自己为帝的几位武将，最终造成了这些人日后尾大不掉的局面，致使当时的南明朝廷武人跋扈、不听节制，痴如刘禅、淫入隋炀。
不得不说，有如此德行的弘光帝，再加上朝中文有马士英、阮大铖，武有左良玉、刘泽清，难怪日后的南明小朝廷会那么地短命！
也正是这样一个小朝廷，面对当时北中国沸如汤火、清廷自顾不暇的大好局面，居然坐失良机，而且很快就会大祸临头了……
弘光帝继位之后，马上对外宣布：要为崇祯皇帝报仇！
当时，弘光帝的报仇对象坚决指向了李自成的农民军，而南京的这帮朝臣无论贤愚，似乎都忘了：如今和南明争天下的绝对不是贼（李自成的农民军），而是虏（满清政权）。
当然了，弘光政权建立之初，毕竟有史可法、姜曰广、高弘图和刘宗周等正人君子在朝，他们首先就裁撤了南北镇抚司，把之前明朝的特务组织清除掉了，乍一看上去，似乎还挺有新气象。
军事方面，在设立四镇的同时，弘光朝廷挺可笑的，竟然还天真地封早已剃发降清的吴三桂为“蓟国公”。
实际上，此时的吴三桂已经是清朝的“平西王”了！
在最为关键的对外政策方面，无论是史可法还是马士英，他们都一心奉行“借虏灭寇”（也称“款清灭寇”，或“酬虏灭贼”）的政策。
说句实话，这样的举措简直就是谬莫大焉。
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对于明王朝来讲，除了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以外，实际上清军才是他们最可怕，也最凶恶的敌人！
早在皇太极登基当汗王的时代，当时的后金就打算和中原各帮的农民军瓜分大明朝，严禁清军和农民军交恶，很想浑水摸鱼、趁火打劫。
多尔衮掌权之后，得知李自成占领了北京，于是马上派出使者，携带自己的亲笔信，向闯王李自成示好，并表示说要“并取中原”，只不过当时的李自成太过张狂，他根本就没把远在辽东的这些鞑子放在眼里。
后来，在汉人大臣范文程等人的怂恿之下，多尔衮终于下定决心，趁乱入主中原，并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一决高下。
可巧的是，天上掉下个吴三桂，而这位爷就把山海关拱手献给了清廷，还与清廷联兵击败了李自成，最终使得多尔衮来到了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二人做梦才能梦到的北京皇廷。
当然了，以马士英为主心骨的弘光朝廷，最早提出“借虏灭寇”政策还真不是出于对形势的误判，也的确是由于当时的信息不灵才导致的。
因此，他们一直认定吴三桂肯定是一个为明朝社稷着想的忠臣，尤其是吴三桂曾率军大败李自成，所以在南明大臣们的眼中，吴三桂绝对属于不二功臣。
而当时吴三桂献出山海关并投降清军的事情，弘光君臣是完全不知情的。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士英就提出了：要借助吴三桂之力，联合清军打击农民军。
不但如此，他还天真地以为：此举可以让清军和农民军在相互的交战中彼此消耗、两败俱伤。同时，江北诸镇的明军就可以和左良玉等人的军队四下出击，最终能前往山西去追堵农民军的东下之师，等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再一鼓作气和清军讨价还价，大不了就是给他们送钱送物，最后肯定可以把那些“大辫子”们全部“请”出关外。
当时，不但马士英这样想，就连史可法、刘宗周这些正人君子也这样想，他们一致认为：血先帝仇耻才是南明朝廷的首要大事。
因此，他们的目的就是“借虏灭贼”，发誓要把农民军消灭干净。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南明大臣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认识到，清朝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实际上，清军占领北京之后，日子过得一直不太平……
北直隶地区的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致使道路阻塞，清朝的统治在中国北方其实是岌岌可危。
在山东一省，清军就只有数千残兵散勇，他们的正规军主力也全部都去追击大顺军了。
当时，清政府派驻在当地的官员们则天天心急火燎，惟恐南明政权会乘虚而入。
而在河南方面，基本就处于无政府状态，盗贼四起，清军很难对当地进行有效的管制。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南明君臣没有任何进取的动作，只有偏安坐等之心，因此就丧失了趁乱收取山东、河南的大好机会。
在南明小朝廷之内，还有几个中下级的官员，比如：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吏科给事中张正宸等人，都曾上疏表示：秋高马壮之后，清军肯定会控弦南指、饮马长淮。
也就是说，清廷如今表面上声称是为我们大明报仇，可实际上却是蓄谋难测。
在奏疏当中，他们还曾提醒朝廷，绝对不可盲目仿效唐朝时期利用回纥军队去平定叛军，以此来麻痹自己。而且，他们也语重心长地讲到北宋借金灭辽、南宋借元灭金的前例，希望朝廷一定要吸取这些历史教训。
只可惜，南明朝中根本就无人听信。
弘光一朝的文臣们既然抱定了借虏灭贼的心态，那么那些武将的内心当中自然是更胆怯的……
毕竟，他们当初连农民军都打不过，如今又怎么敢和打败了农民军的清军交手呢？
也就是在南明朝廷逡巡犹疑之下，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也就一块一块地落入了清军的手中。
事实上，清军当时初取北京，已经就是他们意料之外的大喜事了。
当时，大多数的满清贵族都主张：在北直隶一带大肆屠戮和抢劫一番，之后就归回关外老巢。
多尔衮倒是雄才大略，他一直坚持以北京为都城的进取政策，但当时他最大的野心也就是想在北中国立足，与南明讲和，然后双方再划江而治。
可恨的是，清廷内部的那些汉人走狗，以及在北京降清的那些明朝官员们，却在此时纷纷上言：请求清廷一定要一统天下。
而且，他们在疏奏当中还一再地强调江南的经济漕运对清朝立国的重要性，特别是那些南方籍贯的降臣们一度大讲特讲，说江南民风脆弱，根本就不堪一击。
正是由于这些汉奸的劝告，最终才让多尔衮下定了统一全国的决心。
当然了，自打进入北京之后，清朝手下的汉人文臣也越来越多，早已不像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努尔哈赤时代那样，给人一种边地小酋长的味道，而是一个正式的朝廷了。
由此，清朝这些人也开始喜欢礼尚往来了。
于是，他们就先以多尔衮的名义给史可法发去一封书信（《书信鉴赏·致史可法书》），在书信中喋喋不休，大讲“清朝为明朝报仇的功劳”，而后又指斥南明的这些大臣不识时务，竟然拥立朱由崧为新帝，完全不符合礼制，其最终结果就是自寻灭亡，其中的恫吓之意非常明显。
接到书信之后，史可法也不敢怠慢，于是马上亲自回信，所用措辞也是润色再三，他在书信当中就想方设法地说服多尔衮，希望他可以像从前中国历史上的契丹与回纥民族那样，帮助中原王朝平定贼寇。
史可法还在信中说：我们大明朝最终肯定会以大量的金银珠宝作为回报，对清朝加以酬谢。
与此同时，史可法还在信中申辩：江南士民拥立福王为帝就是因为天意，是民心所归，无论是从法统还是道统上来讲，都应该由福王继位。
但是，如果大家看过史可法这封回信的原文（《史可法集》中有墨书原稿）就会发现：史可法当时确实也是卑辞下意，不仅完全把大明朝从前的这个藩属“建州女”真当成了一个平等的国家来对待，而且也没有任何中原王朝峻烈激昂的精神来驳斥多尔衮信中的恫吓与威胁。
另外，史可法还在书信当中列出了弘光帝继位时种种所谓的祥瑞之兆，也的确是太过迂腐可笑了。
那么，史可法书信中的详细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下篇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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