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五年，年仅10岁的朱由崧就被朝廷封为“德昌王”，由于老福王朱常洵的正妃邹氏自己没能生下儿子，所以朱由崧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朱常洵的世子。
崇祯皇帝死后，身在南京的明朝大臣就拥立老福王朱常洵的庶长子福王朱由崧为新皇帝。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
朱由崧和他的父亲朱常洵一样，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父子俩不仅长得非常像（巨胖），而且在吃喝玩乐方面的低级趣味也一模一样。
当初，这对父子在洛阳宫内花天酒地、渔色无度，如果没有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造反，估计这对活宝父子肯定可以安然度过他们的余生。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的农民军进攻洛阳，老福王朱常洵被抓之后就被农民军烹杀了，当时的朱由崧腿还挺快，也顾不上自己的亲爹，趁乱就逃跑了，这才捡了一条命。
崇祯皇帝得知此事之后，对自己的这位堂兄还挺照顾，于是就把他安顿在洛阳，让他接着在王宫中居住。
不久之后，崇祯皇帝就下诏，让朱由崧接替父亲朱常洵的王位，而朱由崧也就从之前的“德昌王”变成了“福王”。
好景不长，洛阳很快就被农民军攻克了，朱由崧也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经过卫辉府的时候，他就和同病相怜的潞王朱常汸一起结伴逃到了淮安。
但此次，朱由崧就再也没有自己的堂弟崇祯帝的亲切关怀了，因为此时的崇祯帝已经在北京自缢而亡了。
在南京策立新君，有两个人举足轻重，一个是兵部尚书史可法，而另一个则是凤阳总督马士英，因为此二人的手中都握有兵权，而且又都是督师文臣，因此他们说话的分量是最重的。
一开始的时候，不仅史可法主张立当时有贤名的潞王朱常汸，马士英也对此表示十分赞同。
虽然按照伦序来讲，福王朱由菘才最为合适，但此人的名声确实不好，酗酒好色、粗鄙无能。
于是，东林党人就以此为借口，使得不少最初主张立福王的士大夫们都不敢再说话了。
特别是史可法，他在给马士英的信中还写明了福王朱由菘的“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
马士英对于史可法的这些意见，最初完全表示同意，可后来却又变了风向，而且还灵机一动，将那封白纸黑字的信当成了要挟史可法的手段和证据。
从东林党一系来讲，他们推开伦序关系想立潞王为帝，实际上完全出自私心。
后来，史可法和马士英在浦口又进行了一次密议，结果做出了一个共同的决定：既不拥立福王朱由菘，也不拥立潞王朱常汸。
于是，他们准备另辟蹊径：前往广西去迎接明神宗（朱翊钧）的另一个儿子“桂王”朱常瀛来南京当皇帝。
如此一来，潞王派和福王派全都傻眼了，谁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原本，南京礼部已经准备好了皇帝的法驾去广西，准备将桂王朱常瀛迎入南京来继位。
关键时刻，一个绰号“胎里红”，本名卢九德的太监出场了，最终使得帝位又归于福王朱由崧了……
卢九德当时的官职是守备凤阳太监，和马士英是同事，少年时的卢九德曾在宫中伺候过老福王朱常洵，一直深得朱常洵的喜爱。
对于一个太监来说，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他本来是不能成事的，关键是卢九德当时背着马士英和江南手握重兵的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位总兵官暗中联系，而他们被卢九德一劝，心中也贪立定策和拥立之功，于是就同意立福王为帝。
按理说，这三位武将总兵官的官职并不大，他们当时都受凤阳总督马士英的节制和指挥，但当时又是非常之时，身为文臣的马士英就怕这些武将会趁机发乱，因此也就不敢再坚持自己先前和史可法商定下的“迎接桂王为帝”的定议。
于是，马士英就做了墙头草，马上表态要拥立福王。
在一些史籍中曾经讲到，马士英骗史可法说要立桂王，但转身又向福王买好，这种说法绝对不是实情！
实际上，马士英拥立福王的表态，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而马士英转向拥立福王一事，其好友阮大铖也在当中出了不少力……
多年来，阮大铖一直受东林党排挤，早已怨毒满胸，因此也时常对别人讲：“不杀尽东林，不成世界！”
所以说，阮大铖就提出要拥立和东林党有世仇的福王朱由崧为帝，而且他还对马士英表示：“咱们拥立福王之后，就可以对所有的东林党人进行清算！”
事实上，当时的马士英和东林党一派的士大夫们还真没有什么大的过节，而且事情也不像很多当时的明朝人写的笔记，包括到了清初时期以讹传讹所说的那样，似乎马士英非常阴险，那些论据认定：马士英之所以拥立福王，其实就是因为福王好色昏庸、好控制。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其实，昏庸好色的皇帝还真不一定就好控制，正是因为马士英手下三位武将的转舵，才使得这位冰雪聪明的文臣即刻转向，由之前的拥立桂王继位，改成了拥立他原本非常不看好的福王继位。
马士英当时的官职是凤阳总督，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位总兵本来就是他手下的将领，如果在太平时期，这三个武将也就是三条大狼狗而已，但当时却正值兵荒马乱的混乱年代，因此一切的一切就开始本末倒置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了解一下明朝的监军制度……
如今，一旦提起监军，尤其是明朝的监军，很多人都会受影视剧中歪曲夸大的影响，首先就会想到那些太监监军。
实际上，明朝时期的文臣监军系统非常发达，他们和太监监军系统是彼此牵制的。
也就是说，明朝并非只是那些太监们在军队独大。
明朝的文臣监军当时分为四级：总督、巡抚、巡按、兵备道，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由北京各部侍郎以上的文臣出任总督、巡抚，而朝廷同时也会给他们带一个都御史，或者副佥都御史的衔位。
由此一来，他们的身上有了宪臣之名，就更能张大其事，显示他们的威权。
而这些外派的文臣一旦挂上了监察的职位，就相当于他有了都察院体系的衔位，因此他们到了军队之后，自然就可以彰显他们“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的事权了。
最初，明朝的这些总督文臣还不属于文帅，也很少直接指挥战役，他们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协调、监督和考核将领们的业绩，外加弹劾他们的失职行为，而总兵、副总兵、参将和游击这些人才真正负责各级军事指挥行动。
明朝的文臣监军系统有总督、巡抚、巡按相互牵制，与此同时，宦官监军又另成一系。
因此，明朝的军队系统，相当于是被一张庞大的监军网覆盖着，无论谁想要单独一方面染指所有的军事指挥权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当初，大太监魏忠贤可以说是炙手可热、手可遮天，但就是因为明朝军队的监军体系太过复杂，所以最终也没能轻易地将明朝所有的军权全部掌控住。
从明仁宗开始，明朝的这种以文治武其实就已经慢慢地成为常态了，再加上内阁制度的形成，武将的地位实际上是日益低下的，而这一点也很符合封建王朝的政治形态。
毕竟，在太平年间，皇帝当然要去猜忌那些手握重兵的武夫，而士大夫阶层深受儒教的陶冶，一般来讲是不会做出兴兵犯上的事情来的，大多只是斗同僚。
特别是嘉靖一朝之后，明朝的卫所制度逐渐解体，朝廷的兵源从那时候开始主要就来自募兵制，因此如何管治这些职业雇佣军人，如何控制武将，避免他们让兵士成为自己的私兵，就成为了当时明朝（在北京的）朝廷的主要问题。
因此，他们就只能加强文臣监军的力度。
明朝前期，各地的总兵还能和总督、巡抚等文臣分庭抗礼；成化年之后，总督就被称为“军门”，而军门到达地方之后，那些巡抚、总兵，以及一些大小官员均要谒见他，如果总兵官有事报告，还得甲胄行跪，即使是各地的勋臣要见总督，也得要旁门庭参。
张居正当国的时候，大将名宿，比如戚继光、李成梁等人，都得向这位文臣首辅自称“门下、沐恩、小的”，一口一个万扣头、跪禀，十足凸显了当时文臣的威风。
因此，在明朝的绝大部分时期，以文制武是一种制度，基本上就没有武将造反的可能性。
依据文官监军的制度，总督这些监军的文臣不仅可以对那些总兵，包括他们以下的各级武将进行黜陟进退，而且对于所辖的地方军政大员们，他也具有监督考核权。
所以说，按照常理来讲，马士英当时身为凤阳总督，他手下的那几个总兵就应该是他指哪打哪，受他指挥的武夫而已。
但是，世易时移，崇祯皇帝在北京已经崩了，大明朝在北京的政权也已经亡了，一切的一切也开始本末倒置了。
在内部，有绰号“胎里红”的太监卢九德出手，在外面，又有手握大矛枪的军头响应，马士英当时左思右想，于是就一改初衷，从自身的利益着想，也不和史可法协商，马上就以凤阳总督和三总兵的名义，正式向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递表，表示要拥立福王朱由崧为皇帝。
当时，韩赞周还挺民主，他将南京的大臣们都邀请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又把马士英等人的公开信拿给大家看。
惊愕之际，那些大臣也只得唯唯诺诺，毕竟在乱世当中，他们作为文臣手中没有兵权，因此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仅文臣如此，当时的山东总兵刘泽清也一样，原本他是和东林党人一起支持潞王继位的，可如今听说其余三镇总兵全都拥立福王，于是他也马上转向，表示全力支持朱由崧当皇帝。
至于东林党党魁钱谦益，他在得知此事之后，脑子也是刹那间转了一百多圈，而且也做了墙头草，很快就表示赞同。
由此一来，当时最尴尬的人就要属史可法了。
不得不说，如果史可法那时候当断立断，以王朝伦序作为最佳选择，拥推福王做皇帝，马士英就无功可居，而高杰等几个军镇头目也就无法因为他们所谓的“定策之功”，而在日后变得那样的跋扈。
也正是由于当时东林党党魁钱谦益等人的万般游说，才使得史可法一误再误，从而失去了独当一面，首推福王即位的历史机遇。
说到此处，有人可能会问：福王朱由崧就是一个酒色昏庸之辈，史可法直接推他当皇帝合适吗？
答案非常肯定：当然合适！
大家想一想，崇祯帝倒是不昏庸、不好酒色，察察之君、乾纲独断、刚愎自用，结果又如何呢？
实际上，在南明刚刚立国、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拥戴福王这样的庸懦之君，反而还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正人在朝的效力。
如果当时史可法拥有了第一号的拥立之功，那么福王当上皇帝之后，自然就会把国事全都交给他，包括东林党一派在朝的正直臣子们。
至于福王私人品德方面，他花花钱、喝喝酒，或者在宫内好好色，这些对于一个明末时期在南方建立的国家来讲，其实也就属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与福王相比，众人一致认定是贤王的潞王朱常汸，实际上也是一个古玩爱好者，此人平时也是一走三晃，光手上的大指甲就有六七寸长，外面还用精细的竹简保护着，行步顾影，完全就是一个娘娘腔，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雄才大略，只不过是给当时的人一种比较谦恭的印象而已。
当时，史可法等大臣放弃福王，想要拥立潞王的那种决议，也正如扬州进士郑元勋所说：祸乱由此而始矣！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其孙而立侄？更何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郑芝龙等人各有所意，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有谁能禁者？倘立潞王，置福王于何地？杀之？幽之？如此，天下骚动，干戈相向，万万不可！
不得不说，卑鄙就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既然手中有史可法当初说福王有“七不可立”的亲笔信作为证据，又有高杰等武将当自己的后盾，于是马士英就和太监卢九德等人大张其事，集体在凤阳皇陵举行了一场宣誓来拥立福王。
宣誓之后，他们即刻率兵迎接福王朱由崧向浦口进发。
当时，为了震慑史可法等人，马士英还四处张发文告，表示说：听闻江南有人尚持异议，谨率兵五万驻扎江干，以备非常。
此文告一发出，相当于就让史可法下不了台了，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乱臣贼子的边缘。
懊恼之余，一肚子苦水的史可法也只得面对现实、顺水推舟，于是他就在浦口上船，跟随着福王朱由菘一起去了南京。
一开始的时候，福王朱由崧肯定也假意谦虚，表示宗社事重，自己不敢担当大任，但当时所谓的群臣固请，因此他也就顺坡下驴，坐上了皇位。
退朝之后，大臣姜曰广和高弘图还曾质问史可法，为什么会忽然改变主意拥立福王，史可法当时也是忧虑满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摇头叹气而已。
在明朝的诸位大臣当中，给事中李沾之还特会表演，他当时就当众大叫：“今日不立福王，我就撞死于此！”
另外还有一个勋臣刘孔昭，他是刘伯温的后代，当时也是不甘示弱，他在大殿之上还假装四处找剑，故作自杀杀人之状，高声大喊着：“如果不立福王，我们大家就一起死！”
看此二人表演，旁观的大臣们也都心知肚明，一个个相顾微笑，无不清楚他们就是在演戏，目的也就是为了想让新皇帝知道，他们也有定策拥立之功。
由于当时崇祯帝的太子还是下落不明，因此福王朱由崧就暂称“监国”，但仅仅过了12天之后，他就正式即位当皇帝了，并且改元“弘光”。
那么，朱由崧这个庸才当上皇帝之后，他能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篇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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