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由易经与易传组成，史载易经为周文王姬昌所作，其中坤卦六三记载：“含章可贞。 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易传是春秋战国儒生所作，是时人对易经的解读，对上述记载解读为：“含蓄地处事，保持住美好的德行，如果去从政，不居功、有美德而不显耀，就有个好的结果。”因为这一解读，于是古今人们对“含章可贞”非常喜爱，不少现代老板会在办公室内挂上这四个字。
但问题是：甲骨文出土后，证实“贞”为占卜之意，主持占卜的被称为“贞人”，“可贞”的表述明显是“可以占卜”之意，如此“含章可贞”难道应该解读为“含蓄美质”可以通过占卜得来？显然，这种解释不太可信，更与儒家思想截然相反。既然如此，含章可贞到底应该如何解读呢？
所谓“含”，初义为衔在嘴里不吐不咽，后来引申为隐藏、包容等。但奇怪的是，从目前发现 的文献看，“含”字最早始于战国时期，即出现于《郭店楚墓竹简》。既然如此，为何周易中出现“含”？
当然，如今发现的最早的“含”始于战国时期，不代表战国之前没有“含”，但显然也存在着一种可能：含章之含不是本字，而是后人编改后的文字。近代周易大家高亨（下图青年高亨）考证认为：含疑借为“今+戈”。如果高亨推测正确，那么周易含章之含即为“今戈”，意思就是“杀伐”！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今戈”，杀也。他引用的是《尚书》中“西伯既今戈黎”。但在今本尚书中写作“西伯戡黎”。本世纪初发现的清华简《耆夜》中，记载“伐耆，大‘今戈’之”，与史书记载的“西伯戡黎”是一件事。因此，“今戈”就是“戡”，本义就是“杀伐”。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联系到后面的“可贞”，那么“含”就不太可能是“含蓄”之意，更应该“武力杀伐”之意。
按照传统解读，“章”为美质，或者为美、才、德等，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但鲜为人知的是，“章”还有另一种意思，即为“商”。（上图，商朝金文章字，具有神性的辛字头）
《荀子》记载：“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其中，“诗商”明显就是“诗章”之意。《吕氏春秋》中的“弦商”，在《韩非子》中写作“弦章”。
《白虎通·商贾》记载：“商之为言章也，章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为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来，以求其利者也。”
因此，战国时“商”与“章”是互通的，东汉班固等在《白虎通》中才会直言商就是章。但问题是，更早的时候“商与章”是否通用呢？
漳水，现在称为漳河，属于黄河水系，发源于山西太行山东南部，干流大致沿河北、河南两省边界东行，甲骨文上将之记录为“商水”。商水、漳水指同一条河，显然说明“章”与“商”早就是通用的。
综上，如果再联系到后面的“可贞”，那么“章”就不太可能是精神层面的美质，而应该是“商”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河内漳河型文化等出现，让很多学者认为商人起源于豫北冀南一带，此后逐步南下到郑州，而商与章的互通，也可佐证了商朝起源于漳河一带。
既然“含”为杀伐，“章”为商，那么所谓“含章”显然就是“伐商”（即剪商）。
所谓“含章可贞。 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其意即为：伐商之事是可以占卜获知，如果不伐商，继续顺从商王的话，没有成就，但会一个较好的结局。
甲骨文记载，商朝君主生前为王、死后上天为帝，并将商朝政权与天帝（神）捆绑在一起；同时，商朝时期极其崇拜鬼神，乃至每天祭祀，而整个社会也相信鬼神有灵。换言之，当时可不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代，更非“皇帝轮流坐”的时代，而是人们普遍相信鬼神，相信祭祀换取神灵保佑的年代，商朝存在的合法性在于天帝神灵认同。
在这种情况下，姬昌造反的合法性依据是什么？必然也只能是占卜，以此找到神灵不保佑商朝的占卜证据，故而史书上纣王遭到上天抛弃，周武王是“惟恭行天之罚”，即后世的替天行道。正因如此，姬昌才会说“含章可贞”。当然，可能是保密需要，可能是传承问题，最终不是“伐商可贞”，而成了“含章可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