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的专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人们进行了种种讨论和解释。其实，在认识宦官专权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另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内阁。明初经过废除丞相、削夺藩王的权力。使用监察和特务机构，皇权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权高度集中的后果就是：一旦独裁体制下的皇帝不使用他的权力，必须有人来替代他使用，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可能导致两种情况：一种是内阁首辅的大权独揽，如严嵩和张居正；一种就是宦官专权，如汪直和魏忠贤。宦官由于与皇帝关系亲密，更容易成为权力托付的对象。
太祖朱元璋曾经定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干预朝政。但是，六部分立，没有丞相统领，皇帝事必躬亲，又设置众多互相牵制的官职和信息渠道，他所要处理的政务已经是原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了。因此，他留给子孙的日常政务负担已经重到他们无法承受的地步。虽然成祖时期设立了内阁协助处理政事，但在明初皇帝严密防范政府官员的情况下，相对于殿阁大学士，皇帝更信任宦官。成祖朱棣突破祖制，重用太监，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侯显出使西番，马骐镇守交趾，设东厂，这些做法与朱元璋废丞相的用意相同，就是利于皇帝直接控制。宦官权力的扩大，不仅种下了贪污受贿的种子，还埋下了与外朝对抗的隐患。
此外，在政治、财政、军事各个方面，太监都获得了皇帝的全面信任。永乐年间，五军都督府就曾设立内监监督府事。巡视边塞，大军出征四方，都由太监负责监军。其他如明代的皇庄、矿税、上供、采造等事，都由太监负责。
按照朱元璋的意愿，皇帝独裁独揽大权应该是常态，在分配权力的时候也是依照这种原则来实行的。由于后继皇帝力不从心甚至懒惰，权力不可避免地开始下移，从传统延续下来的士人政治，继续发挥作用。
其实，从朱元璋开始就感觉到一人综理朝政，管理的事务太过庞杂，所以设立了殿(华盖殿、武英殿)阁(文渊阁、东阁)大学士，作为皇帝左右的侍从文人，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此时大学士只是承旨办事，仅备顾问而已，并不参与机务。成祖即位，特选解缙、胡广、扬荣等7人人直文渊阁，成为皇帝的参谋。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被称为内阁，以区别于外廷。皇帝常常召集内阁学士密议朝廷重大机务，但阁臣只是参与讨论，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阁臣的职位也比较低下，秩皆五品，权力远远不及六部尚书。
但是，到了明中后期，皇帝息政造成了朝中争权斗争异常激烈，内阁的权力逐渐萎缩。从宪宗成化年间到熹宗天启，前后163年，其间延访大臣的，只有孝宗弘治皇帝末期的几年而已，世宗、神宗根本就几十年不上朝。在嘉靖和万历时期，朝廷中政令的传达是这样的：皇帝传令给太监，太监传令给文书官，文书官传令给内阁。反过来，内阁的意见呈交文书官，文书官转达给太监，太监再传述给皇帝。在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中，太监成为关键一环。另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皇帝不到内阁处理政务，令内阁票拟。而皇帝身居内宫时仍不理政务，批红的权力落到司礼监太监手中，拥有最后的决策权。于是，太监的实际权力逐渐超过了内阁。
■宦官与阁臣的权力互动
明朝中后期，宦官权力炙手可热。当时有人说，大臣非巴结内臣不得加官，不依附内臣不得安宁，阁臣也不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阁臣中想掌握政权的，最先必须结交司礼监太监。
无论是内阁还是宦官的专权，都是以皇帝旨意自居的。在明代，礼法还是为政府和社会强烈认同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宦官在独掌大权时，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又必须通过内阁这个合法的政治机构；而内阁在掌权后，必须以皇帝为坚强后盾，与皇帝关系最为密切的宦官就显得无比重要。所以，表面上看，政府发出的政令都是皇帝的旨意，实际上是内阁和宦官这两个真正的权力中心在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