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求其源，而有根有据。先论“保马法”，不如先谈其所处环境之况。大宋历时两百余年，兴衰如常。
刘禹锡常感慨“案牍之劳形”，而作为一国之君的宋神宗，与其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国泰民安，是多少帝王的梦想。而摆在登基不久的宋神宗面前的，却是一份财政的奏折，里面赫然写着“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泱泱大国，国库空虚，这让一国之君寝食难安。
“唯有源头活水来”
国欲强而必养兵，养兵必耗税与食粮。而此二者——国之根本，悉数得之于民。征税、粮库充足，则需农作丰收；而农作丰收，需男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欲兵力强盛，则必须招兵买马。每家每户抓捕壮丁，则兵多；兵多，则农耕者稀。
而中原及南蛮之地，良马屈指可数。宋朝的对手，辽、金、夏，骑兵皆骁勇善战。欲使国泰民安，则需提防外侵。如欲兵强，则需人马，而农业之基本动摇。如此以往，宋朝日益积贫积弱。火烧眉毛，不革新即落败。
人事历往，王安石成为被时代选中的人之一。
“保马以求自强而立”
宋朝四处征兵，拥有百余万的士兵。但国力却越来越弱。王安石因此施行了省兵、置将的政策，以增加民富。唯有民富，赋税才不至于难堪。但根本政策未变，始终是治标不治本。
辽、金、夏的崛起，使得宋朝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感。北方牧场，成了敌军的训练营。面对辽、金、夏骑兵的日益强大，之前的马政已不能继续维持下去。
基于马之缺，王安石提出“保马法”。“保马”，实为万不得已之策。古今中外，马政之繁，而宋朝由于国力凋敝，则将马寄养在寻常百姓家，使其代养。每家每户都代养一匹，如果家境殷实，则增加一匹。由政府拨给官马或百姓花钱自己买后，养马的家庭可以减少部分赋税，马病死丢失，则由百姓赔偿。好坏定数，都将责任从官方转至民间。
“保马法”其实是王安石提出的权宜之计。王安石变法期间，一方面精简军队，一方面实行将兵法。其目的其实想通过民众养马来避免官养当中的种种腐败渎职行为。
王安石的原则性很强，在大是大非面前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但与其相伴的助手极少而反对者诸多。“保马法”的利与弊，王安石并不能全然看清，而反对党自然全盘否决，试图弹劾王安石。
“求其上，得其中”
王安石的初衷在于以民养兵，而规避官场中的贪腐弊端。但“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改革固然比墨守成规好，可摸着石头过河，障碍自然重重，最终好坏都事出有因。
其一，良马本就稀缺。以民养马，无法保证马有足够的粮草，有一顿没一顿，对于养马没有作用，反而起反推作用。
其二，缺乏训练。“虎落平阳被犬欺”，马属于战场，属于一马平川的疆地与沙场，区区农舍之地，只能使得马日益衰弱。等到用马之时，却早已丧失征战沙场之力量。
其三，管理不便。失去中央集中管理的优势，任凭各家各户养马，虽然避免了官场的腐败，但却失去了监督与制约的权利。
“如鸟兽散”
“保马法”的推行，充当着募兵体制的补充。宋朝推行募兵制，一方面是为了兵力强盛，另一方面，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防止百姓造反。大量征收壮丁，必然存在不可弥补的后果。
其一，农耕荒废，农舍留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孩童，生产力大不如前。田地荒废则收成骤减，则赋税大量减少。赋税减少则养兵养马受限。军饷不足，则怨声四起，且贪污腐败自然滋生。
其二，大量征兵，则要求极低。游手好闲乃至地痞流氓无一例外，皆被收入军队当中，使得军队的军纪被破坏。由此，军队的战斗力可见一斑，这样的军队上了战场，毫无凝聚力与战斗力。宋朝的军队发展，只会陷入不断的矛盾循环当中。
因此，当宋朝骑兵上阵杀敌时，往往败多于胜。譬如西夏的骑兵，听到北宋军队的声响，便同仇敌忾，士气大增，经过多次的战斗，知道北宋的战斗实力越来越差。
“历史之必然”
王安石的变革，对于宋朝的灭亡，起到了推波助澜还是力挽狂澜的作用，难以直接定夺。不改革，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只会民不聊生，最终导致宋朝被推翻。而改革的效果，在浩浩汤汤的时代洪流面前，显得作用不大。
宦海浮沉，满朝文武。一人的力量有限，而国之疮痍无数。总论王安石之从政，以一人之力，如壮士断腕般决绝之誓，容褒贬于个人之躯。一石激起千层浪，撼动山河的革新，如奋力掘土，而百虫蝼蚁四散。
王之功过，言之尚易，言深却不易。观其一生，尚属幸运，哪怕他感慨，“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其所作为，载入史册已成事实。梁启超后来说，后人赏其文辞、性情，而其事业之宏远，莫或及见。其实不然，细读宋史后，对其景仰者理应与批评者一样日益加增。
古往今来，英雄人物层出不穷。其个人之独断、之踌躇，使瞬息万变之时代增添了诸多人性色彩。但细细论之，无论哪朝哪代，旧法不合新势，他国之策不适本国。而变法革新之由来，皆出至于旧之状况，且展望后人之世代。独木不成林，江流汇成海。与其说变法是王安石个人之作为，不如把革新看做是流水之汤汤，历史之必然。
因此，以“保马法”为鉴，对于当今时代的走向，仍旧有指点迷津之贡献。
参考文献:
易中天《王安石变法》；游彪《宋史十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