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纳兰竹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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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范仲淹知苏州，原在南园购得了一处房舍，请阴阳家来相看时，言道是风水宝地，若居于此，子孙世代必出公卿。这一句话，却让他放弃了建造私宅的念头：“如此吉壤，与其仅供我一家居住，不若让天下士子都住进来读书。”于是次年奏请建立郡学，这块宝地当真被捐了出来，建造起了学舍，这便是后来的苏州府学。[1] 府学建成，必要延请名师，范公思来想去，请来了一位饱学鸿儒——命运的齿轮在这一刻开始转动，千里马得逢伯乐，胡瑗得逢范仲淹。
范仲淹题胡瑗像 图源：湖州发布
后人因而有此评价：“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2]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陕西安定堡，门人学者溯其源，称其“安定先生”，亦与孙复、石介被后人并称为“宋初三先生”。[3]
胡瑗自幼聪颖好学，七岁善属文，十三岁通五经。二十余岁时，胡瑗与孙复、石介等在泰山栖真观求学，粗茶淡饭，手不释卷，为免杂务干扰，收到家书时，每见封面上写着“平安”二字，便直接投入山涧，不再展读[4]，至今泰山上仍有“胡安定公投书处”，又名“投书涧”。多次应试不第后，胡瑗功名心淡，返回家乡泰州，在华佗庙旁经武祠建起了一座学堂（即后来的泰州中学），名为“安定书院”，开始了教书生涯。后因教学小有声名，胡瑗又到了苏州，“以经术教授吴中”[5]，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二岁。
泰州安定书院 图源：江苏教育博物馆
胡瑗受聘掌教苏州府学后，订立了非常严格的规矩，彼时尊师重道的风气尚未形成，“生徒数百，多不率教”。在这样的情形下，又是范仲淹，将时年才十二岁的长子范纯祐送进了府学。其他学生见到年级最小的知州公子带头遵守校规，均不敢再犯，纷纷效仿，胡瑗的教学得以顺利推进[6]，“自是苏学为诸郡倡”，苏州府学声名远播，许多他地的士子也被吸引，不远千里来此求学。[7]
在苏州相处的这段时间，范仲淹发现，胡瑗不但擅治经学，还通达古乐，于是在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朝廷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者时，向仁宗推荐了胡瑗。胡瑗以布衣身份对崇政殿，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较钟律，因制作钟磬而获得了朝廷嘉赏，受封秘书省校书郎。胡瑗这一次在朝廷的亮相虽未被授予太大的官职，却已然在官家心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众人原以为胡瑗这样的“山野士人”可能会御前失仪，本打算让他预先练习一下面圣之礼，但他称自己熟读古籍，早已从书中学得礼仪，无需预习。果然在面见仁宗时，胡瑗举止从容、礼仪周全，倒像是在朝多年为官的老臣一般，仁宗满意地对左右夸赞道：“胡瑗进退周旋，举合古礼。”[8]
明 佚名《范仲淹画像》 南京博物院藏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北再起战事。胡瑗追随被委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前往边关，出任丹州军事推官，史载“先生在丹州，实与帅府事”，也就是说，他事实上参与的就是范公帅府的事务。范仲淹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胡瑗与范仲淹志向一致，提出“更陈法，治兵器，开废地为营田，募土人为兵，给钱使自市劲马，渐以代东兵之不任战者。” [9] 自范公到任，边军力量焕然一新，逐渐夺回塞门诸寨，修复了金明寨、万安城等地，西北局势发生了重大逆转。胡瑗还根据在边关的所见所得著作了《武学规矩》一书，建议朝廷重视武学——这段军旅生涯让胡瑗日后的教育理念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后话。
据南宋《吴兴志》绘湖州州学平面图 图源：湖州发布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胡瑗应湖州知州滕宗谅之邀，再往湖州州学主讲教授。滕宗谅无疑是从挚友处多次听闻了安定先生的名字，而湖州一行，则让胡瑗的教学方法彻底得以完善集成。后人将安定先生的教学理念称为“苏湖教学法”，“苏湖”二字，即为苏、湖二州。
自隋唐创科举，多以词赋取士，部分士子为得功名，专习辞赋应试，士风日渐浮夸，唐五代后，连诗文风格也不免受到侵蚀，多为繁华绮靡之词，这样的消极影响一直持续到了北宋初期。胡瑗的弟子刘彝在与神宗谈起恩师时，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曾有锐评：“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陋薄。”[10]
在这样的环境下，朝廷迎来了第一次换血的机会，这一年，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士大夫们为求改革时弊、励精图治，在仁宗的支持下，以一篇《答手诏条陈十事》为起点，庆历新政展开了序幕。
这并不仅仅是一场针对弊政的改革，同时也掀起了名为“庆历兴学”的运动。庆历新政的十项举措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中，“精贡举”一条，便是为了改变唐末以来的科举考试内容，原来只注重诗赋的进士科改为重策论，原来只要求死背儒家经典的明经科改为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一来，对士子的要求就从“泛泛而谈”变成了“学以致用”，这与胡瑗在苏湖二地的教学理念不谋而合。
胡瑗雕像 图源：湖州师范学院
胡瑗“尤患隋唐已来，仕进尚文词而遗经业，苟趋禄利”[11]，因此，他主张以“明体达用”之学教授学生。所谓“明体”，即通晓诗书经史子集和基本的礼仪规范和道德伦常，所谓“达用”，即将所掌握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学校不再是一个为了博取功名的应试场所，而是为了真正意义上培养经世致用、具备实际才干的人才。基于这个理念，胡瑗对教学制度进行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创新改革：分斋教学。
胡瑗在学校设置了“经义斋”和“治事斋”，对实务进行分科教学。经义斋，主治儒家经义，这和过去学校的学习科目是差不多的，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的学生，为国家培养管理型人才；治事斋，则分成边防（此前胡瑗丹州推官的经验教训得以体现）、水利、算数、历学等类，学生可主修一科，辅修另一科，“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为国家培养技术型人才。除此以外，他还主张学生需要重视亲身游历考察，开设“旅游”一课，这不光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创举，亦领先于全世界的教育制度。胡瑗曾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他就曾亲自率领学生与滕宗谅一起从湖州游历到关中，回顾黄河抱潼关，波涛汹涌，山形巍峨，感慨地向滕宗谅说道：“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 [12]
明 宋旭 湖州十八景图（之一）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胡瑗的教学，与范仲淹早年在应天府书院提出的“明体之学”思想高度一致，又巧妙结合了孔子“因材施教”思想加以实施，在中国的教育史上，不可谓不是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
如今庆历兴学，范仲淹自然不会忘了胡瑗，他再次向朝廷举荐，这一次，他请求仁宗让胡瑗到太学任教：“臣闻臣之至忠，莫先于举士；君之盛德，莫大于求贤。泰通之朝，岂敢隐默。臣窃见前密州观察推官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仪。现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悌，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服。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伏望圣兹特加恩奖，升之太学，可为师法。”[13] 仁宗虽未直接同意升胡瑗到太学，但也部分采纳了这条建议，东京太学即以胡瑗的苏湖之法推广教学。[14] 而胡瑗本人则继续留在湖州，直至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调任国子监直讲，为太学生讲授《五经正义》，后又任大理寺丞、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官职多有升动，却一直坚守在太学的教坛上。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京师城东，一位老者即将踏上前往杭州的路程。他身后浩浩荡荡地跟着一群士子，有的还是太学生，有的已然是朝中官员，均执弟子之礼，送了又送，依依不舍，竟一直送出了百里开外，景象十分壮观。
这位老者便是因病辞离太学，欲往长子处养病的安定先生胡瑗。欧阳修对此情景曾有记载：“东归之日，太学之诸生与朝廷贤士大夫送之东门，执弟子礼，路人皆叹以为荣。”[15]
胡瑗画像 图源网络
胡瑗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先后在苏、湖二州任教近二十年，又在太学七年，以至于后来国家取录的人才中，十有七八都是他的学生：“自胡瑗管勾太学以来，诸生伏其德行，遵守规矩，日闻讲诵，进德修业。昨来国学，开封府锁厅进士，得解人中三百余人是瑗所教。”[16]
而之所以能有“东归之日，弟子祖帐，百里不绝”的盛况，是因为胡瑗为人师表，“倡明正学，以身先之”。即使是大暑之日，在给学生讲学时，也必定是身着公服，不敢懈怠。[17] 在胡瑗的严格要求和以身作则下，教育出来的学生也自是十分优秀，与旁人有全然不同的气质。他的弟子程颐就曾与人言：“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一望可知。”欧阳修也同意：“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18]
弟子徐积有一次见胡瑗时，头微微歪了一点，胡瑗严肃地教育他：“头容直。”徐积因此反思“不独头容直，心亦要直也”，后来他自己任教讲学时，也是这样教育学生：“吾之书，大要以正治心、以直养气而已。”后来成了一代大儒的徐积终生都感激于胡瑗的教导：“吾于安定之门，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违也。”然而除了在讲学时严师弟子之礼外，胡瑗在日常对待学生时，又如同慈父一般，“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19] 弟子安焘患病，仍坚持听胡瑗讲学，学生太多时总被挤在一旁的小屋里，有时会突然发作，胡瑗十分关心，第一时间注意到他，让人扶他回去休息，“调护甚至”。
学习之外，胡瑗也常常注意学生们的身体健康，告诉学生要劳逸结合，饱食之后不要久坐，起身走一走，做一些体育运动，练练骑射、玩玩投壶，每次考试结束，还会带领学生举行雅乐宴会，各斋学生都兴起而“歌诗奏乐”，直至深夜，连在太学之外都能听到悠扬的琴声。[20]
投壶 明 朱瞻基 行乐图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有这样于学业严格要求、于生活细心爱护、以身作则、关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老师，胡瑗的学生们又怎么会不衷心敬爱呢？即使在熙宁年间，神宗重用王安石，新学显赫一时，刘彝在面对神宗 “胡瑗与王安石孰优”的提问时，也能自豪地回答：“臣师……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程颐曾先后受教于周敦颐和胡瑗，对周敦颐常呼之为“周茂叔”，并未以师事周敦颐，对胡瑗却终其一生都尊称为“先生”，可见对胡瑗的礼敬之重。[21]
作为一位千余年前的教育学家，或许胡瑗的名字并不像一些文臣武将一样广为人知，他的教学理念却会让每个从学生时代走来的人都觉得并不陌生。谁没有跳过课间操？谁没有上过体育课？谁在中学没有经历过文理分科？谁在大学没有选过主副修课？安定先生的苏湖教学法不但对彼时北宋学校的教育改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于千年后现代学校的教育制度依然存在着深刻的影响。[22]
纵观胡瑗一生，从布衣应范仲淹之邀踏入苏州府学起到离开太学数十余年间，桃李满天下，个中人才，各有所长：顾临长于训诂，翁仲通长于《春秋》，杜汝霖长于《易经》，范纯仁（范仲淹次子）官至宰辅，苗授累立战功，刘彝善治水，欧阳发（欧阳修之子）善古乐，程颐更是继承了他“明体达用”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形成洛学学派。自后宋代儒学百家争鸣，皆从安定、泰山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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