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历来争议不断，否定者认为变法导致宋朝底层百姓备受盘剥，北宋也因此断送了立国以来形成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优良传统；赞扬者则认为，这场变法的一些举措体现了许多近代才出现的国家经营之先声，是宋朝站在近代门槛上的表现。
近日，青年学者吴钩新著《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吴钩深耕宋史多年，曾著有包含《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等著作。
对于这本新书，吴钩表示，这场变法的导演王安石，是一流的文学家、一流的学问家、一流的政治家，这本书希望通过讲述这对默契君相的跌宕人生，全面重述那场激荡十一世纪、争论至今的重大改革。
“历史书写，包括为历史人物立传，最重要的是讲清楚历史事实，而非急于灌输写作者的史观、立场和评价。”在吴钩看来，王安石是近代化的先行者：“近代化的历史就好像是一条时光隧道，西洋人打开了隧道的一扇门，晚清人与东洋人跑进去，跑着跑着，却发现前面居然有一位熟悉的先行者，那就是宋代的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吗？
文/吴钩
也许不少朋友会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一些历史研究者还总结了变法失败的种种原因，比如王安石用人不善、宋神宗左右摇摆、保守派势力强大，等等。
从神宗逝世未久，元祐党人几乎尽废新法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确实可以说“失败”了。但是，按同样的逻辑，哲宗亲政后，改元“绍圣”，绍述父志，恢复新法；徽宗以“崇宁”（尊崇熙宁）为年号，接过父兄薪火，是不是又说明变法并没有“失败”呢？
可能一些朋友又会说，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后，王安石被认为应该为靖康之耻负责，正是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顶之灾，如宋高宗就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霸）道，欲效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于安石。”可见，王安石及其新法是被官方否定掉的，如此似乎可说王安石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
然而，尽管王安石在南宋受到批判，并被撤销配享神宗庙庭的待遇，但直至理宗朝淳祐元年，王安石一直享有着从祀孔庙的地位，他的新学也是南宋科举考试的参考学说之一。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变法的重商主义路线仍然为南宋政府所继承，只是没有冠以王安石新法之名而已，比如脱胎于市易法的市易抵当库便在南宋遍地开花；商民可通过纳钱而免服行役的免行法也在绍兴年间恢复实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榷卖制（间接专卖）与扑买制（招投标）继续风行于南宋。此外，神宗鼓励地方官积极开拓海外贸易：“卿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亦壮观一事也。”高宗也是如此，多次跟大臣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由于庞大的军事开销带来了比北宋更加严峻的财政压力，南宋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更具积极性与扩张性，最终演化出一套以持续赤字加变相发行国债之法来解决财政困境的“财政国家”模式。
海外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刘子健提出过一个影响颇广的观点：两宋之际发生了一场“转向内在”的文化转向。“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大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我们观察两宋历史，确实有类似的感觉，不过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刘子健教授所指出的内在转向只是发生在南宋士大夫的观念与行动层面，从国家财税的角度来看，两宋是一以贯之的，即依然是积极的、扩张的、外向的，而不是转向内敛。
让我再引述另一位汉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万志英的观点：“与秦汉帝国不同的是，宋朝的税收体系严重依赖非直接税收（即间接税），其财政政策多半都是为了利用市场而非压制市场。……到了同样面临生存挑战的南宋，这种与市场发展相协调的（财政）收入最大化政策继续盛行。”南宋时期，“以王安石变法为代表的国家主导型改革”失去人心，“新儒家政治哲学逐渐兴起，这一派别不再支持国家驱动的制度转型，而是强调地方领导之下的道德复兴和社区改革。尽管如此，税收的货币化以及军需的采购市场化趋势，仍在南宋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流亡至南方的宋朝廷否定了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废除了多数的新法政策。但即便如此，这个财政国家仍在继续着强有力的存在”。
神宗政府对铸钱充满热情便是财税扩张的典型表现。在铸钱高峰期，宋政府两年所造铜钱的数目便超过了明王朝两百余年的总量。宋室南迁后，由于大部分矿区沦陷于金国，铸币量锐减，但南宋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因此转向紧缩和内敛，相反，宋政府很快便建立了一套包括东南会子在内的证券体系，作为对铜钱的替代。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光临认为，“宋代的会子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货币，而是某种具有流通性质的政府债券”，他高度评价南宋政府发行债券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向商人个人、家族或群体举债并不罕见，但是政府走向公债市场，并懂得如何维系其债务信用，却是中国，也是世界财政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大突破，因为资本主义就是发源于投机行为，而国家懂得如何利用他人的投机行为而展延债务，是公共金融开始得以确立的关键。”
总而言之，王安石变法确立的外向型财税体系并没有在南宋“转向内在”。从这个角度来说，至少在宋代，王安石变法的方向并未被逆转。
那么，王安石变法所确立的财税体系是什么时候被终结的呢？王安石变法所代表的历史方向又是什么时候被逆转的呢？是在程朱理学被尊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明朝朱元璋时代。明初，曾有近臣建言“当理财以纾国用”，朱元璋反驳说：“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于是，“言者愧悚。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明代史官记述此事，是为了彰显明太祖的明君形象，但我们今人应该超越这样的见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指出，朱元璋对王安石的反感绝非历史之福：“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超过过去一般读者之所想象。三百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第二帝国（指唐宋王朝）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他个人对王安石的反感有关。”
（节选自《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
红星新闻记者 毛渝川 蒋庆 编辑 乔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