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曰:传庭死而明亡矣,这话说的一点不错,孙传庭手上的10万大军,是当时明朝在关内的最后一支精锐,崇祯本应谨慎使用这支部队,却如输红了眼的赌徒一般不顾一切地押上了他在关中的最后一只筹码,在孙传庭兵员训练不足、粮饷不济的情况下一再催促出军迎战李自成,最终导致孙传庭兵败身死,孙传庭死后不出半年,李自成便攻破北京,明朝也就此灭亡。
当年八月,张献忠被左良玉击败,随即被朝廷招安。崇祯十一年(1638年)10月,罗汝才也被招安,至此农民起义军的主力仅存李自成一家。
李自成在崇祯十一年二月出川后,就一直转战于甘陕,为三边总督洪承畴击败,李自成被迫返回四川,而此时四川明军的防守也极为严密,洪承畴率军迅速南下,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于广元交战,农民军再次失利。此后在洪承畴的一连串打击下,李自成不得不再次率部北上陕西,又在固县遭到明军左光先部的袭击,损失惨重,所部此时仅存千余,不得不带着残部转入深山密林,流窜于陕西、湖广、四川交界的山中,身边甚至一度只剩下了十八人。
但杨嗣昌入主兵部后,制定了一个由洪承畴为总指挥,召集官兵十二万,一百天内消灭全部农民起义军的计划,对此孙传庭认为这个方案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过多,民众恐怕难以承受,最后即便剿灭了农民军,民众也会因苦不堪言而再次发动起义。对于孙传庭的意见,杨嗣昌非常不满,此后就与孙传庭产生了嫌隙,后来虽然孙传庭屡屡剿灭农民起义军有功,杨嗣昌却百般阻挠,不予申报,与杨嗣昌的矛盾也为他后来被崇祯打入大牢埋下了伏笔。
直到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等人打到只剩18人的时候,如果明廷能继续死抓着李自成不放,那么李自成的覆亡是必然的了,但就在此时,关外却发生了动荡。
崇祯十一年8月23日,清军以睿亲王多尔衮为主帅,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贝勒杜度为副将,分兵两路伐明。很快,清军就长驱直入,到9月28日的时候攻到了北京郊外的通州,崇祯急调各地兵马入京勤王。
这一次明朝被打得很惨,清军入关5个月,转战2000余里,攻破明军57阵,破70余城,杀明军总督2人,杀守备以上官员百人,包括卢象升在内的一干名将战死,俘获明朝宗室23人,劫掠人畜462300余、黄金4039两、白银977460两,原本富庶的明朝京畿地区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
这个时候,令农民军极为忌惮的秦兵被留在了蓟辽前线,围剿农民军最得力的统帅洪承畴也被留在了辽东,关内的农民军就出现了翻身的机会。
首先是张献忠,对于张献忠的投降杨嗣昌并不相信,打算要张献忠去进攻还未投降的李自成。然而张献忠投降后就花重金贿赂了兵部尚书熊文灿和太监刘元斌等人,这些人在崇祯面前没有少说张献忠的好话,使崇祯相信张献忠是真心投降,就否决了杨嗣昌的建议。结果到了崇祯十二年明军主力几乎全部北上勤王,中原一片空虚的时候,张献忠又反了,一时间中原又成了到处都是农民起义军的状况,面对如此危局,崇祯任命杨嗣昌为内阁大学士,全权负责剿灭农民军,史称“嗣昌南征,会兵十万、本折色(钱粮)二百余万”。
但杨嗣昌的围剿并不成功,从崇祯十二(1639年)年剿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不但没能剿灭张献忠,反而还让张献忠做大做强了起来。到了崇祯十四年二月初五的时候,张献忠攻陷襄阳,斩杀襄王朱翊铭,之后渡过汉水,率领全军冲向了河南。
崇祯十三年,两京、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浙江爆发了大面积的旱灾和蝗灾,到了当年冬天,根据《崇祯实录》的记载:
“人相食,草木皆尽,道殣相望”
整个中原地区一片饿殍,而此时明军的九边主力都集中在辽西与清军展开了松锦大战,中原地区的明军精锐也被杨嗣昌调到了四川、湖广地区围剿张献忠,于是中原地区就成了明朝防务最为薄弱的地方,这就为李自成的重新崛起提供了绝佳机会。
洛阳是豫西重镇,是明代河南八府之一的“河南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崇祯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部攻破洛阳,不但煮杀了福王朱常洵,缴获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和粮食物资,还获得了一支建制齐全的明朝正规军,这支军队就不是先前由流民组成的乌合之众所能比的了,李自成鸟枪换炮。
在占领洛阳后,李自成也有了新的转变,之前他不会派兵驻守占领的地方,但在攻占洛阳后,他开始委派官员管理洛阳,并募兵守城。也就在这个时期,举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献策等文人也加入了李自成的阵营,李自成的农民军就有了组建政权的基础了。
襄阳之战,襄王被杀,洛阳之战,福王被杀,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杨嗣昌忧郁成疾,于崇祯十四年三月初一病死于沙市。短短1个月内,两个藩王被杀,朝野震惊,在政治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东北的形势也急剧恶化,松锦大战打响,明军大半北方边镇主力云集辽西走廊,与清军展开了决战。
在此形势下,李自成得了洛阳后,就向着中原第一都市开封进发了。不过开封城防坚固,城中的周王鉴于福王的前车,也舍得拿出银子招募勇士,在整个开封保卫战中,周王共支出120万两白银,极大地鼓舞了守城军队的士气,等到李自成来攻的时候开封守军拼死作战,之后明将陈永福部增援开封,将李自成打退。但这次李自成部队在撤退的时候并没有出现溃败的情形,完全不同于以往几千明军就能轻松击垮数万乃至上十万的农民军,这也说明李自成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提升,基本能做到败而不溃。
面对死灰复燃的中原农民军起义,崇祯又任命了丁启睿为兵部尚书督师,赐尚方宝剑,节制陕西、河南、四川、湖广、江北及三边军务,但丁启睿不敢与庞大的李自成军团交手,只在湖广与左良玉一起对付张献忠。因此崇祯又不得不把关押在监狱的傅宗龙给请了出来,命其为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专讨李自成。傅宗龙来到陕西后,就带着陕西精锐4万人马,联合杨文岳部的2万人,于崇祯十四年九月九日会军于新蔡,与李自成的主力展开了会战。
明军进攻之前李自成就已洞悉明军动向,他将精锐埋伏在了树林里,另派一支部队渡过颍河,制造移师汝宁的假象。傅宗龙没有识破李自成的计谋,带兵追赶渡河的农民军,农民军见明军前来追击,便很快撤走了。当天晚上明军认为农民军已走远,疏于防范,当晚隐蔽在树林中的农民军便乘机向明军发起了进攻,明军顿时一片大乱。在乱战之中,贺人龙见战局不利便带领手下亲兵突围逃走,农民军随后将傅宗龙和杨文岳两个总督团团包围。打到后来,杨文岳见形势不妙,也突围而走,包围圈里最后就只剩下了总督傅宗龙一部。在坚守了8天后,傅宗龙部全军覆没,傅宗龙本人也被李自成俘杀。
此战,农民军一下子就击垮了明军的数万精锐,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李自成的实力进一步夯实。
听闻开封再次危机,崇祯又提升陕西巡抚汪乔年为陕西三边总督,令他火速调集各路人马出潼关增援开封。崇祯十五年二月,汪乔年统三万精锐出关(其中大部分为边镇精锐),很快就抵达了襄城,李自成闻讯急忙撤围而走。
到了二月十三日,农民军在襄城附近与明军遭遇,随后展开了大战,明军总兵张国钦、副将马名廉战死,贺人龙一看形势又不对,又抛下上司跑回了陕西。而被部下抛弃的汪乔年在坚守襄城5天后还是被李自成攻破,汪乔年被李自成磔杀。
李自成在解决汪乔年的陕西援军后,迅速席卷了豫东。到五月初二,农民军第三次围攻开封。鉴于前两次攻城皆强攻未果,这次李自成采取了围困的策略,打算以开封为诱饵引诱明军主力前来决战。
崇祯丢不起开封,他再次豁了出去,命督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以及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等率领大批军队增援开封,这次明军总数多达18万,号称40万。见明军来援,李自成便率领主力在朱仙镇与明军展开了对垒。五月二十二日,农民军与明军决战,此战李自成再次获胜,俘虏了数万明军,缴获的军械物资更是不计其数。此战之后,中原明军精锐全军覆没,崇祯一气之下将丁启睿、杨文岳等人撤职查办,可开封之围,已无人能解,到崇祯十五年九月的时候,在外部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开封城的陷落已近在咫尺,崇祯不得不启用了他手上的最后一张牌,孙传庭。
汪乔年兵败后,崇祯便将孙传庭从狱中放了出来,当他问孙传庭需要多少兵马可以评判的时候,孙传庭认为5000精兵足矣,崇祯听后大喜,随即任命他为三边总督,同时令他处决贺人龙。
在崇祯的一再催促下,孙传庭在兵员训练不足,粮饷不济的情况下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率军出关,刚出关的时候就遇上了连日大雨,后勤运输困难,部队粮草不济的情况,甚至只能以青柿为食,但迫于崇祯的压力,孙传庭不得不与农民军决战。
PS:此战因为明军以青柿为食,因此得名“柿园之战”。
十月初一,两军在郏县相遇,孙传庭命总兵郑嘉栋、高杰、左勷等部设下埋伏,由总兵牛成虎领兵出战,刚一与农民军交战,牛成虎就诈败撤退,李自成中计追击,进入到了明军的包围圈,明军四处出击,牛成虎部也回头反击农民军,李自成大败向东撤退。
在农民军撤退的途中,李自成命人将大量的金银财宝仍在了路上,引诱明军捡拾,并乘乱攻击明军。这招其实并不高明,但明军见了满地的财宝后就很快不顾长官的命令,纷纷捡起了地上的钱财。因为明军实在是太穷了,不但当兵没几个钱,还经常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见到满地的金银财宝又怎能不动心呢?就在明军纷纷捡着地上的财宝的时候,李自成率军杀到,明军乱作一团被杀的大败,阵亡士卒数千人,将校78人,战马几乎全部遗失。
这个时候明军在关外的松锦大战中惨败,十三万明军最精锐的主力,除吴三桂一部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歼,关外领土全部丢失,只能退守山海关以维持战线。
此时除了孙传庭,明军还有左良玉军团可用。根据《明季北略》的记载,当时左良玉有20万大军,不过其中有战斗力的部队很少,更要命的是,当时的左良玉已拥兵自重,听调不听宣,游走在了叛乱的边缘,实际上明廷已不能指望。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明廷唯一能用的就只有孙传庭了!孙传庭是崇祯手上的最后一只筹码!如果崇祯能用好孙传庭,明朝或许还能延续一些时日,如果使用不当,大明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可偏执的崇祯还是继续偏执,他命孙传庭率军出潼关,同左良玉一起夹击李自成。但这个时候的左良玉早已被李自成打成了惊弓之鸟,根本就没有勇气去面对李自成,与李自成作战的,只有孙传庭一军。
当时的兵部侍郎张凤翔曾建议崇祯不要轻动孙传庭,可崇祯就跟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般,此前押上了傅宗龙,傅宗龙兵败后就押上了汪乔年,汪乔年兵败后就押上了丁启睿,丁启睿兵败后,即便只剩了孙传庭这最后的筹码,也毫不犹豫地押上了。
崇祯的教训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珍爱生命,远离赌博。
卢象升在战死前也说过,如果我今天不战死在这里,难道要跟袁崇焕一样,被拖到西市去饱受凌迟之辱吗?
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他们的命运又何其相似?
孙传庭所认为的或许侥幸能胜,也有些道理。柿园之战后孙传庭修整了半年,实力有所恢复,而且此时他在李自成内部还有了内应,那就是担任兵部侍郎的丘之陶。丘之陶告诉孙传庭,如果李自成北上与他交战,他就会谎报军情促使李自成回师。
八月一日,孙传庭率明廷最后的一支10万人的主力部队出关迎战李自成。在孙传庭败回陕西后,李自成就一直密切注视着孙传庭的动向,当他得知孙传庭率军出关后,针对明军后勤不济的特点,决定采取诱敌深入、逐渐拖垮明军的战术。
所以孙传庭刚出关的时候进展十分顺利,不到半个月就收复了洛阳,这个时候就有人建议崇祯要稳扎稳打,然后以洛阳为中心慢慢收复失地,可偏执的崇祯却命孙传庭不得多做停留,孙传庭只能继续进军。
在孙传庭进军途中,他与丘之陶之间也密切地保持了联系,但孙传庭在给明廷的书信中提到了丘之陶这个内应,而他的书信又为农民军截获,潜伏在李自成身边的丘之陶因此暴露,被李自成处斩。
之后孙传庭将手上剩余的主力集中到了南阳,调转头来与明军再次决战。但这个时候的明军士气已十分低落,战斗意志明显不足,开战后不久,白广恩的“火车”营就率先溃败,随后就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李自成下令全线出击,农民军一昼夜杀出了400余里,明军损失高达4万余人,孙传庭只得带领残部坚守潼关。
十月初六,李自成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攻破了潼关,孙传庭败退渭南,最终战死。
其实到了孙传庭总督陕西的时候,明朝也只有孙传庭可用了,但这个时候的李自成已异常强大,冒然与李自成决战,明军胜算极小,崇祯如果不那么偏执,能多听信一点点正确的建议,让孙传庭多缓一缓,多一些时间去训练新兵,在多一些胜算的情况下再与李自成开战,也不至于会闹到孙传庭兵败身死,明朝覆亡的最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