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很明确，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最吸引我的图书是各种世界“文明之谜”、“考古悬案”、“秘境传说”、“动物族群”等等。少年仰望星空，好奇视角总是会与宇宙中神秘的波段相遇；看山看水看古人，也往往会被奇崛浪漫的一面所打动。仔细地翻阅《文汇报》资深记者郑蔚献给孩子们的“少年读中国”系列之《文明之光》《南海之歌》《自然之子》三本新书，我不断回忆起的就是那充满探知欲望的青春阅读，并且可以很肯定地预知：这套“干货满满”的书投放市场后，必将获得中国少年们的喜爱，让他们将视线转向自己的身边、脚下的大地，去解锁一个个斑斓、广阔、有深度的“国潮”知识点。
《文汇报》资深记者郑蔚献给孩子们的“少年读中国”系列之《文明之光》《南海之歌》《自然之子》三本新书。
试着说说这套书有别于其他同款的三个显著特点吧：来源实证；意识前沿；打通古今。
首先是来源实证。书中的每一个数据、每一位专家的言论和每一处写及的地点，都是作者本人搜集考证和亲历采访而来。无论是鲜少有人能踏足的永兴岛，还是静静伫立风烟中的贺兰山岩画，都是郑蔚扛着单反相机、跟着当地向导、一边采访着一边拍摄着得来的一手素材，有着无可替代的真实质地。有时，我不免感叹，这本书里的“干货”也太密实了，随便挑一句话出来，加足水泡发泡发，都够当下的网红主播们剪成流量巨大的短视频了。但也恰恰是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信息产品很多而信息量很少的病毒式传播的时代，给孩子看一些经得起检验的正向之书才是那么重要和必须。而那些真实的事件所蕴含的意义，是任何虚构、想象都不可企及的。
南海惊涛。
举个例子。郑蔚在《南海之光》这本书中，讲述了25年前漂流600海里大洋奇迹生还的六位渔民的故事。让我在这里原原本本地引用郑蔚的以下文字：
1997年9月28日凌晨，专门在海上从事收购活鱼的“琼·琼海 0338 号”渔船，在从西沙永乐群岛返回潭门镇的途中遇上了狂风巨浪。倾盆暴雨中，满载的渔船从几层楼高的浪尖摔到浪谷，50多吨的渔船直线下沉。全船6位渔民解开小艇慌忙逃生。
只有2吨的小艇载着6人在海上漂流。几个小时后，风雨停歇，但淡水桶里已经冲进了海水，咸得不能喝了。一艘巨轮从小艇不远处驶过，他们奋力摇着衣衫向巨轮呼喊，巨轮似乎稍作迟疑，但还是加速开走了，不愿停船救人。
9月末的南海依然是炎热的，暴风雨过去后的海面上，烈日灼人。渴，渴，渴，喝一口水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他们知道人尿可以喝，于是开始“喝尿自救”，用唯一的矿泉水瓶接住自己的尿，喝尿解渴。他们满以为靠着自己的尿液能活下去，度过难关，可怎么也没想到，第三天后，人再排出的尿液，竟然咸得像海水一样，难以下咽，“喝尿自救”的办法行不通了。幸好到第四天，老天开始下阵雨，他们重新装满了水桶。饥饿中，他们将无意中带到艇上的一本书撕开，将撕下的纸浸到水里变软后慢慢吞下。但书并不厚，大家决定一人一天只能吃一张纸。到第八天的时候，有的渔民眼睛已经不会转动了，就像死鱼的眼睛一样，似乎预示着死神正在向他们逼近。
第九天，突然有一群剥皮鲳鱼跟着小艇游了起来。这意外的发现燃起了他们生的希望。但鱼在海里，人在艇上抓不到鱼。平日里水性极好的他们，谁都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下海抓鱼了。那能在小艇上把鱼钓上来吗?作为渔民，他们知道剥皮鲳鱼的特点是不吃鱼饵，因此即使有钓钩它们也不可能上钩，这可怎么办?
空中鸟瞰赵述岛。
渔民是智慧的。常年的海上经验让他们想出一个法子:把白布条放在鱼钩上，然后再绑上螺丝帽。螺丝帽的重力使鱼钩快速下沉，然后再将它快速拉起，让剥皮鲳鱼误认为白布条是逃遁的小鱼而追逐。当剥皮鲳鱼追逐白布条奋力跳出海面时，守候在边上的两个人乘势伸手将剥皮鲳鱼拉进艇里。就这样，他们总算吃上了海里的活鱼，度过了最饥饿的时刻。
……他们从北纬19°附近漂流到北纬9°53′。在没有淡水、没有粮食的情况下漂流了600海里。
在读上述文字的时候，我很自然地联想起了海明威的不朽名著《老人与海》，真实的境遇、节制而准确的描述和细节本身的力量，使郑蔚的描述具备经典文学的属性，能直接投映到人的心里去。这在别的文学作品或科普作品里都是少见的。
再比如，守驻中建岛的官兵，爱岛如家，是这样“精卫填海”的。
第一任守备队张队长探亲回岛时，从家乡背来一袋黑黝黝的泥土，并在罐头盒里培育出第一棵空心菜苗。从此，官兵们探亲出差，回中建岛时人人的背囊里都有一份特殊的“家乡土特产”:一包家乡的泥土。如今，中建岛上有从祖国大陆 20 多个省市带来的土壤。 它们中，有来自西北的黄土、东北的黑土、岭南的褐土，还有中原的黏土和五指山的红土，这真是南海版的“精卫填海” 啊!
西沙群岛高尖石上亮起新灯桩。
驻岛的海军官兵们还将土壤按照祖国地理分布，分别挂牌标出“北京”、“上海”、“内蒙古”等省市名称。在来自20多个省市的土壤上，种出了白菜、辣椒、小葱和生菜等蔬菜。为了改善土壤的质量，中建岛的官兵还搭乘渔船去西沙有名的“鸟的王国”东岛，东岛生活着数万只鲣鸟，其沉积多年的鸟粪是天然的有机肥。他们克服渔船颠簸厉害、晕船呕吐等困难，从东岛带回了一袋袋鸟粪，与中建岛的珊瑚沙、“背来土”掺和在一起，使中建岛的地力大增。如今， 中建岛已试种成功了 20 多个品种的瓜菜，一年四季长得郁郁葱葱，年产蔬菜达 2000 多千克。
子弟兵用“背来土”在驻守的沧海一粟上拼起了五色泥土组成的中国地图，这朴素的景象何其动人。这是任何坐在书房里空想或在核心地带外围打转的作者无法呈现给读者的。
第二个特点，意识前沿。
郑蔚以一名训练有素、见多识广的记者的敏感性，有意识地捕捉更富于前瞻性和整体性的角度，将一个复杂曲折的事件中最新的发展、最有意味的一面呈现给读者。
庄严时刻——三沙市举行升旗仪式。
例如，当郑蔚走在永兴岛的街道上时，已经注意到“岛上已经有了永兴岛版的‘北京路商业街’，这里有超市、餐厅、银行、邮局、理发店、 咖啡吧和卡拉 OK，甚至三沙人民医院也在北京路上。一到夜晚，海上升明月，海风拂过椰林，驻岛单位的年轻人和渔民就纷纷前来‘逛街’和消夜”，但他话锋一转，“但我总觉得永兴岛似乎依然缺了什么。”缺了什么呢？读者在思索，郑蔚也在观察——他写道，“静下心来想一想：缺的是孩子”。
这就奇怪了，永兴岛上是有渔民村的，有家庭，也有年轻人，怎么会独缺孩子呢？因为，“那时永兴岛上既没有幼儿园，也没有学校。”下一代是有的，只是都成了老家的留守儿童。
碧海明珠永兴岛（2012年）。
于是，他关注着什么时候这里能有一所学校。2015年年底，永兴岛上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学校开学，结束了三沙市没有学校的历史。他写道：“这是我国最南端的学校，距离北京 2680 千米。” 在这所学校的操场上，吹拂着五星红旗的是南海的猎猎海风。孩子们和父母团聚，有学可上。到这个时候，永兴岛才能被真真切切地认为是一个有生活、有未来的地方。
再比如，他告诉我，此前几次他要求采访普氏野马的放归，都未成行，后来才知道，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文中所写的：
在普氏野马到达马圈湾4天后的9月25日，常斐打开了小围栏的大门，将7匹野马放进5万亩地的大围栏。其中有2匹野马带有 GPS 定位系统，但这套设备的电池有人的巴掌这么大，野马感觉太重太不舒服，没几天就弄掉了。
于是，常斐他们吃惊地发现:野马不见了。
野马去哪里了?
他们只得开上“皮卡”，满世界寻找消失的野马。
其实，野马的行动非常有规律。他们后来才发现:早晨，野马一般在红柳丛中休息;上午则在高地上晒太阳;黄昏之际，沿着较为固定的行走路线到溪边和泉眼喝水。
但有一匹成年雌性野马意外地失踪了。就在刚放养的两三天后，他们发现大围栏被撞出一个洞。甘肃濒危动物研究中心专家李岩向我证实:我参加过对失踪母马的搜寻，开车到保护区内所有野马可能去的地方，包括泉眼、湿地，到处搜寻，都没有发现那匹野马的踪迹，既没有出现过蹄印、粪便，也没有被野兽攻击侵害留下的尸骸。
会是狼攻击了母马吗?
大围栏1.8 米高，狼确有翻越的能力。野狼处于整个保护区野生动物食物链的顶端，但两三头狼一般无法对付野马。这是因为野马和野骆驼的休息方式不一样，野骆驼是躺着休息的，为狼的袭击提供了机会;而野马是站着休息的， 狼进攻的难度很大。这是野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自我保护模式。
失踪的母马，是野马放归中永远的谜。
这也曾让西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顾虑重重，一度婉拒媒体的采访。
郑蔚为什么要写这匹失踪的野马呢？仅仅是为了弄明白为什么被婉拒采访吗？不，更重要的是引出下文：
对此，国家林业局的专家说，……既然是野化放归，野马肯定要面对人都无法完全预料的挑战。我们人找不到它了，是不是恰好说明放归激发了普氏野马沉睡的“野性”，不正是说明它“野化”了吗?
由此，“野化”的成功与否，也就通过一个更合理的角度来进行考察，不言自明。
第三点，打通古今。这里我想插播一下我对郑蔚长久以来的印象。从2006年左右到2009年，有将近三年的时间，郑蔚任文汇报国内部负责人，我是国内部的一名年轻记者，郑蔚管我们年轻记者叫“后浪”。尽管在2009年之后我调任文艺部，2015年又离开了媒体行业，但国内部这段特殊的工作经历将我锻造出了几分金属质地。国内部并不是坐在电脑前编一编各地简讯，而是要背起行囊说走就走。只要你愿意跑，每个星期都可能在天南海北地出差。出差也绝不是去享受大餐或者游山玩水，而是要把自己丢进一起又一起的公共事件漩涡之中：灾难、命案、舆论热点、考古发现、新政出台……郑蔚风尘仆仆的形象就这样焊在了目光里：一头卷翘的颇有艺术范儿的头发，一副厚底眼镜，夏天一件格子衬衫，春秋天在衬衫外面加一件摄影师马夹，冬天再加一件红色或灰色的棉外套，背一个破破的包，挂一台沉重的单反相机。他的皮肤光泽而泛着红，眼睛里一派天真，说什么事说到激动处（高兴或生气）时还会略略有些打格楞，更显得真挚。我在国内部的时候，郑蔚就常常跑得比我们还远、比我们还勤，当我离开国内部乃至离开文汇报之后，还能听说他跑得更远、跑得更勤、发回来更多独家一手长篇特稿了。
这些特稿，就是眼前这三本书《南海之歌》《自然之子》《文明之光》和更早的三本书《科技之光》、《人民卫士》、《国之重器》的原材料。由今而观，这套书的策划编辑真是别有眼力，因为郑蔚采写特稿的兴趣所在恰好可以支起这一代青少年所亟需的几处知识架构，而主流大报编辑部团队的眼光、格局和权威性又保证了这知识架构的坚固与广阔。将它们从茫茫报端打捞出来，重组成结实而生动的文字，就是重新赋予了它们新的使命——“少年读中国”。
不过，在郑蔚叫我“小吴”而我叫郑蔚“郑老师”的那些岁月里，我还是常常有些疑惑，在他这个年纪，这样频繁地、激情难抑地跑来跑去，挤硬座、搭便车、打电话请求采访把嘴都磨破，究竟为什么不会疲倦呢？
在这三本书的阅读中，我忽然明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在对长城的实地采访中：
城墙上一簇簇不起眼的小白花，竟然是野生的山韭菜花。“用盐腌下可香了。”刘发告诉我，这“山韭菜花”，其实几百年前还是家韭菜。当时朝廷允许驻守敌楼的官兵自带家眷并在长城脚下开荒种粮食蔬菜，以减轻军粮运输的负担。斗转星移几百年，当年种下的家韭菜如今成了“山韭菜花”。
在花山岩画的采访中：
岩画对于早期人类来说，很可能就是人类记录思想、情感、宗教乃至生活方式的图像资料，这是史前人类的一种心理需要，更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花山岩画还是给今人留下太多的秘密: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2世纪这漫长的700 年中，花山岩画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通常年代久远的岩画一般位于崖壁的下部，年代较近的壁画则位于崖壁的中部，骆越人为何“越画越高”?这诸多谜团，有待考古学家和文物专家深入考证。
在他光着脚爬上百年灯塔、入室寻访中：
趁阳光洒满灯室，我细细观察中间的灯器。突然发现，灯器中间，竟有一道彩虹。阳光经过几面透镜的交替反射，呈现出一道两边向上、宛如正翘起嘴角微笑的彩虹!
南海的每座灯塔里，都有一道微笑的彩虹。
而在寻访贺兰山岩画时，进入一道山口，当他得知这就是《满江红》中所写到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贺兰山缺”时，顿时豪气纵生，历史与当下在残阳金照中恍若合一，时间在这里敞开向所有人，如同山风坦荡地吹彻。
由此，我忽然感觉到，郑蔚的不知疲倦，是因为他在好奇中旅行，也在时间中旅行，他不断领受到历史悄悄递给他的一个小纸条，那些藏在山河表里的秘密，那些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情感密码，只有亲身前往，才能一探究竟。他告诉我，当他采访贺兰山岩画的发现者李祥石，而李祥石告诉他早年一件亲身经历而泪流满面时，“我也已经泪流满面了，我们两个大男人相对流泪。”这件亲身经历饱含着考古知识人终生的追求与梦想，若想知其为何，必须打开此书沉浸地阅读。而郑蔚与采访对象因情感强烈共振而引发的热泪长流，也在我心中留下久久的回旋。
最后来看看这段话，是郑蔚描述中西交融冲刷下的鼓浪屿的：
认识鼓浪屿，仅仅通过历史的长焦镜来发现它的精彩， 依然是不够全面的;还必须借助历史的广角镜，从更广泛的国际视野、更高的历史维度，来发现鼓浪屿在这特殊年代的特殊价值。
阅读“少年读中国”书系，如同跟随一位靠谱的向导，他时而掏出历史的长焦镜、时而掏出历史的广角镜，为我们导览这时间长河两岸的万物风光。我们终将隐入时间深处，或曰一段历史，或曰不可知，但此刻，书中打开的时间是我们共同的家。
（作者吴越为《收获》杂志编辑，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