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在国共合作抗战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之下，涌现出了一大批舍生取义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今人的幸福生活。因此，他们都是值得后世纪念的。
（一）、以路为名，表示纪念
在中国，有很多以人名命名的城市，比如为了纪念孙中山而将香山县更名为中山市；为了纪念杨志丹则将陕北的保安更名为志丹县；为了纪念杨靖宇而将吉林的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也昭示着虽然英雄故去，但后人仍未将其遗忘。
除了上述几位以外，还有很多以人名命名道路的现象。比如北京的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而在1965年，我国为何要将张自忠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改名呢？
前两位都是历史课本中出现的人物，而佟麟阁的那句："中央如下令抗战，麟阁若不身先士卒者，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至今仍觉荡气回肠，回荡在人们的耳旁。
佟麟阁和赵登禹虽然都是军阀冯玉祥的部下，但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党争，只有抗战。
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敌军开始进犯北平南苑。两位将军率部拼死抵抗，始终秉承着寸土不让的原则，但终究是寡不敌众佟麟阁和赵登禹纷纷英勇就义。而赵登禹也是抗战爆发以来，第一位牺牲的师级官员。
张自忠将军也是一位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他早年间就曾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后来在冯玉祥帐下行事。抗战爆发以后，在喜峰口成功阻击敌军。不过因为七七事变，张自忠出面斡旋，被污蔑成了汉奸，随后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洗刷了这一污名。
张自忠参加了很多知名的战役，比如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随枣会战和武汉会战。因为屡立战功，他顺利地当上了三十三集团军的总司令。在襄阳与敌军交战期间，张自忠身先士卒不顾个人安危，结果中了敌人的流弹，不幸身亡。
灵柩送到重庆那日，委员长和冯玉祥亲自出来迎接，委员长还夸赞："至于当艰难之会，内断诸心，苟利国家，曾不以当世之是非毁誉乱其虑，此古大臣谋国之用心"。就连总理和李先念，也纷纷发文悼念。
此三人都是冯玉祥的手下，同时也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在抗战胜利以后的1946年冯玉祥向临时参议会提议，在北京以佟麟阁、赵登禹还有张自忠三人的名字，分别命名三条道路。
同年会议决定："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三位将军为国成仁，忠勇可钦。拟将本市铁狮子胡同改称张自忠路，北沟沿改称佟麟阁路，南沟沿改称赵登禹路，以资纪念"。
1949年新中国成立，认定张自忠与赵登禹为革命烈士，以他们名字命名的道路也未有改变。
（二）、因时而异，因势而变
进入50年代以后，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运动和清洗。到了1960年代，形势变得愈发严峻，直到1965年担任林业部副部长的张克侠，向中央提议建议将这三条路悉数更名。
因此在"文化浪潮"期间，张自忠路成了地安门东大街东段，而佟麟阁路则成了民族宫南街，赵登禹路更名为白塔寺东街。1982年出版的北京地图，还是没有更换成原先的名字。
那么，新中国为啥要在动荡时期时将这三条道路悉数更名？
首先，是张克侠的缘故。他曾经长期在冯玉祥手下潜伏是出色的特工人员，同时也与张自忠，佟麟阁还有赵登禹有过同僚之意。大抵是他们在接触过程中，张克侠认为此三人有什么问题，不配被命名纪念。
其次，这三人虽然是民族英雄，但都是反动军阀冯玉祥的手下，同时也是国民政府的军官。虽然他们并未直接参与对我党的破坏活动，但政治立场不相同。
毕竟，曾经是敌对阵营的人物，就算做过再大的贡献，那也是为反动派的"帝王将相们"做家谱。
（三）、时代之过，人为之祸
动荡时期开始以后，北京的新市委立刻得出结论："据初步查证，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等人均非抗战英雄"。因此，三个道路被更改自然也有了合适的理由。所以说，这三条道路改名就是因为动荡时期的开始。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有无数忠臣良将被打成了反动派或者走资派，更何况张自忠、赵登禹和佟麟阁，他们还是国民政府的将领，虽然他们已经死去，但要销毁其一切遗留的痕迹。
那个年代就是如此的疯狂，红小将们肆意地打砸，将一切传统文化都视作糟粕，将国民政府的将领全部以反动派论处。
其实在1966年将这三条道路改名也是个好事，如果持续到动荡时期巅峰，想必这三条路的招牌定会被人打倒，还不如早早的撤下为好。
好在1976年动荡时期结束，许多被诬陷的人都一一平反。而佟麟阁、赵登禹还有张自忠，也都恢复了清誉。
同时，国家也做出了很多的补救措施。比如2009年张自忠和赵登禹，共同入选了"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六年以前佟麟阁和张自忠则共同进入了第一批300位抗战英烈名录。
这些英雄们泉下有知，想必也会倍感欣慰。英雄不该被遗忘，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虽然他们已经故去，但为民族大义献身的精神将与世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