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苏轼自恃才华极高,拆字时故意戏弄王安石,后者大怒将其贬去湖州

苏轼自恃才华极高,拆字时故意戏弄王安石,后者大怒将其贬去湖州

在古典名著《警世通言》中,讲了一则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故事,名叫《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在这则故事的开头部分,作者提到苏轼曾经和王安石打了一场嘴仗。

王安石写了一本书叫《字说》,在这本书中,他通过牵强附会的方式,把《说文解字》的内容几乎全盘推倒。对汉字的来源和释义,作出了符合自己政治思想的解释。

苏轼读到了这本书,于是故意出言调侃。结果惹来王安石的厌恶,把他贬到了湖州。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胡编乱造的。不过在历史上,王安石真的写过一本叫《字说》的专著。

而且在宋神宗时期,通过官方的强行推广,要求全国的读书人都必须学习这部著作,科考也会考到当中的内容,因此激起了儒林的公愤。

后来,宋哲宗亲政,司马光上位后就把这条废除了。作为儒家学者的苏轼,当然旗帜鲜明地反对《字说》。但是苏、王二人为此事“正面交锋”的故事,显然是小说家言。

一、王安石的苏轼的“拆字”游戏

苏轼在我国民间故事里面一直很受欢迎,他总是出现在宋明以后的幽默段子里面。关于他和王安石“拆字”的这个故事,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在民间文人的笔下,故事里的王安石,明显是充当了“愚人”的角色,而苏轼就成了专门负责取笑“愚人”的那个“聪明人”。这个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

有一次王安石写《字说》,解释苏东坡的“坡”字:“坡,从土,从皮,谓坡乃土之皮也”。苏轼听到以后,感觉这像是在骂自己。于是反驳说,照你的意思,“滑”就是水的骨头了?

另外,王安石又说:“鲵”从鱼从儿,合是鱼子。“駟”就是四匹马,“蚕”就是天虫。因此,古人造字,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苏轼听了之后,觉得非常扯淡。

于是苏轼说,“鸠”字也有典故,你知道是什么吗?王安石不知道,很认真地请教。结果苏轼说,《毛诗》这本书里面讲了:“鸣鸠在桑,其子七兮。”

也就是说啊,鸠在桑树上鸣叫,它有七个儿子。另外,它还有父亲和母亲,那么这一家就有九口了。于是“,鸠”字就应该写成“九”再加上一个“鸟”。

王安石知道苏轼是在嘲讽自己,一气之下就把他贬到湖州去了。不过,这一则故事很大概率就是作者自己编造出来的。

因为苏轼自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上书议论新法,得罪了王安石之后,中间一直在地方上任职。宋朝的官员任职,三年为期,到任就必须调走。

苏轼是出京到了杭州三年,然后去了密州三年,再到了徐州。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接到朝廷的调令,直接从徐州去了湖州,中途并没有回过京城,自然与王安石并无交集。

不过王安石写《字说》,的确是得罪了很多的人。当时全国的儒生几乎都反对他,认为他刻意把文字与政治挂钩,曲解了先贤造字的本意。

而且,挑头出来攻击王安石的人,也并不是苏轼,而是当时理学大家程颢、程颐的得意门生杨时。所以,苏轼虽然不喜欢王安石,但是这个事情却与他是无关的。

二、《字说》引发的大辩论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王安石写《字说》这本书,主要是为了宣扬个人的政治主张,为法家的学说张目。所以他在研究汉字字意的时候,的确存在很多随意拆分和主观的臆说。

其中大部分的解说,严重动摇了儒家学说的根基,导致当时的儒生愤怒。王安石当了宰相以后,马上就开始推行新法了。但是他的新法,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

事实上,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早已提前准备了十几年。所以,在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左右,他就把《诗》、《书》、《礼》三经的修订本交给了皇帝,并向全国推广。

在重修三经的同时,王安石拿出了他的心血之著《字说》。这部书是模仿《说文解字》写的,但是书中对汉字的解释的方式,是故意针对儒家思想的。

由于这部书是依靠官方的力量,强行向全国学生推广学习的,所以引发了儒生的不满,结果就造成了宋代儒林的剧烈震动。

那么,为什么这本书这么厉害呢?因为王安石通过《字说》来重释汉字的含义,打算用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动摇儒家思想的根基。

举个例子说,王安石在《字说》里面解释“笼”字的含义时说:“所以笼物也,虽若龙者,亦可焉。”

龙是古代皇帝的象征,同时也是古代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王安石居然说龙可以被关进笼子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认为法律高于一切,就算是皇帝也必须受其制约。

然后,他在解释“同”字的时候又说:“彼亦一事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冂一口则是非同也。”

意思就是说,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大家众说纷纭,不能达成一致;所以就要用一个“ 冂”,把那个嘴巴给框起来,统一舆论,强迫顽固分子接受革新。

王安石的这种法家这种思想,让儒家的学者感到非常恐惧。首先,儒家一直都认为“天地君亲师”,除了天地以外,皇帝最大,甚至超越了父母和老师。

所以维护封建阶级的等级制度,就必须序长幼,分尊卑,否则社会很难达到稳定的状态。动不动就把皇帝关到笼子里面,成何体统?

再者,王安石的这种观念,也明显违背了儒家“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另外,王安石在解释“同”字的时候还说,要大家统一口径,这等于叫大家都闭嘴,让当官的搞“一言堂”。

于是,杨时就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去反驳他。王安石的《字说》在宋神宗时期通过官方强行推广,但是儒生们都不喜欢,写了很多文章嘲讽。

后来,司马光一上台,立马就把这本书给禁了。现在我们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还能看到对《字说》个别条目的引用,但是原书已经失传了。

结语

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的时候,王安石其实还替他说过情。这件事情过去以后,苏轼还主动到金陵去拜访过王安石,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

于是,他们两人在一起作诗唱和,四处游玩。可是当王安石邀请苏东坡和自己一起买田归隐的时候,却被后者拒绝了。

这极有可能就是因为,苏轼和王安石二人只是表面上达成了和解,但是儒、法殊途,他们在深层的哲学思想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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