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熙宁二年(1069年)，一场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社会变革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进行。这场变革运动被称为熙宁变法，由于提出改革主张和实施内容的是王安石，所以也被称为王安石变法。
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王安石变法却因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去世（1085年）而宣告结束。不久，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以秋风扫落叶似的将变法内容全部废除了，变法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近千年来，不少人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深感惋惜，对王安石和司马光这对在变法中的生死冤家更是争论不休。民国以来，肯定王安石变法而批判司马光反对变法基本成为一边倒的观点，认为司马光是典型的“顽固派”、“守旧派”，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
然而，小城君却认为，司马光并非是“顽固派”、“守旧派”，而且导致变法失败的这口黑锅，是不应由司马光来背的。
面对积贫积弱的现实，变法还是不变法？
北宋，是我国历史上十分不景气的朝代。
由于北宋政府推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地主阶级肆意霸占土地，形成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的局面，结果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化，各地各族的农民武装起义不断。
另外，宋太宗之后的北宋，俸禄优厚的各级官吏逐年猛增，靠国家养活却脱离生产的雇佣兵无限扩充，每年要以大批物资送给契丹贵族和党项贵族，宋朝皇室生活侈靡，挥霍无度，导致宋朝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因此，在太宗赵光义时代，每年国库节余大半，而到仁宗时，国家财政收入比前增加五倍而国库已不足支出了，北宋王朝的财政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再者，在对辽、西夏统作战中的失败和屈服，使北宋的统治危机更加严重。
以上就是王安石与司马光所在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现实，北宋王朝面临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重形势，改革已是势在必行！
司马光是“顽固派”、“守旧派”？
1062年，司马光就曾上奏：“自景赫以来，国家怠于久安，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朝廷之政如是，则四方必有甚矣。”为了改变这种因循守旧的现状，司马光提出一系列意见，要求“陛下当奋刚健之志，”振兴朝政。司马光希望“国家将除积久之蔽，立太平之基，”反对选用人才“累日月以进秩，循资历而授仕，”主张“度材而受仕，量能而施职，”提拔优秀人才。司马光对当时冗官成灾十分不满，反对“无故受官。”司马光还反对扩军，提出“国家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州县不得妄招饥民以充厢军。但据所有斗解，救济农民。”司马光更反对滥用国家钱财，他曾将给他的赐赏作为公用。总之，在变法前，“司马君实为中司，已请稍变旧制。”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治平四年(1067年)，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1068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二次被召人京。宋神宗认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司马光与王安石看待神宗关于“理财”的不同意见，便开始了二人关于变法的争论。
对这一问题，司马光的回答是“方今国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费，不能复振。”而要裁省浮费，必需“从贵近始”，减少皇亲大臣的赐赏等费用，以期上行下效，普遍裁省冗费。而王安石反对司马光的节流主张建议，他认为“节省开支，无补手国”，只要“得善理财者，何患不富？”并且提出可以“不加赋而上用足”。
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理财”只不过是空谈：“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侵夺民利。”这就使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意见分歧，转化为激烈的矛盾斗争。
关于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对宋神宗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得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言外之意，司马光认为：第一，法可以变，但当时不必变，有弊病可以修补改正；第二，即使要变法，也不具备变法的客观条件，包括适合实施变法的人和合适的变法措施；第三，王安石变法弊多利少，如果长此以往，将梁倾屋倒，无地容身。
可见，司马光既不是守旧派，更不是顽固派，他并不反对变法改革，而是反对王安石那样的变法。
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那样的变法呢？
应当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有可取之处的。北宋开国以来，建立了一套政治法律制度，加强了中央集团统治，在当时基本上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北宋的生产力发展较快。
到王安石变法之前，宋朝近百年的历史，逐渐走下坡路，在许多统治环节上，出现了弊病。这些弊病，应该通过缓和的、局部的改革来解决。王安石变法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用空谈与急风暴雨式的变法运动，企图一夜之间改变一切，当然是行不通的。
因此，司马光不得不由原来主张改革，转而反对王安石那样的改革。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变法有两大致命伤，一是用人不当，二是对国家无益有害。
王安石变法之初，用他的话说，叫作“旧时人不肯向前，”因为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央机构重要成员，都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对这些反对变法的旧臣，王安石只是简单地以划线：凡是反对他的意见的，一律加以排斥甚至打击。
在这些臣僚中，有的确实保守顽固，应当处理。但许多人并不保守，有的甚至赞成过革新，例如韩琦、欧阳修、苏氏兄弟。他们有的支持过庆历新政，有的在王安石变法之时，还曾“自蜀至京师，上书言事，神宗皇帝即日召见延和殿，授制置三司条例检详文字”而直接参与了变法。
由于他们对变法的某些方面、某些措施有看法，就被无端贬逐。苏东坡就是由于向宋神宗提出了变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为王“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这样，王安石便扩大了打击面，使许多臣僚同变法处于对立的地位，增加了变法的阻力。所以史载“王荆公行新法，同时诸公，皆以为不然。”司马光更是抓住一点，嘲讽王安石要“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反对王安石任意处置旧巨。
1070年，沉浸在变法之中的宋神宗将司马光调离东京，出知永兴(今陕西西安)去了。去永兴前，司马光壮心未已，不甘心于不问朝政，写了三封信给王安石，劝其改弦更张，信中列举变法的种种弊端，希望王安石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信中也为苏轼等抱不平：“今迁安石者如苏轼辈，皆肆行低毁，中以危法。”王安石却不为所动，给司马光作了如此回音：“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1071年春，司马光离开永兴，到洛阳专致于编撰《资治通鉴》等历史巨著，从此十五年来不问政事。只是在1074年王安石罢相，宋神宗颁布求言诏之时，司马光才应诏上了两次奏折，坚持认为王安石变法在“六年之间，百度纷扰，四民失业，怨愤之声，所不忍闻，灾异之大，古今罕比。”
王安石一面排斥旧臣，一面却急于启用新人。在这班新人中，有的确实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而赞成变法，有的却是见风扬帆、投机钻营之徒。例如吕惠卿，其虽有能力，但他在变法顺利时，唯王安石之命是从；变法遇到挫折，却谋权以营私，竞然排挤王安石。司马光早就提醒王安石“不可信任吕惠卿，惠卿真奸邪而为安石谋主。”可惜的是，王安石偏听偏信，直到为吕惠卿所卖，才“切切以吕吉甫为恨。”方才认识到“司马十二(光)君子人也。”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用人不当，倒是有其思想渊源的。在司马光看来，“治在得人，不在变法，”“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也。”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实践上讲，可以反证司马光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王安石变法并没有充分酝酿准备，便急躁冒进，急于求成。
1069年三月设条例司后，七月立均输法，九月立常平法，十一月立农田水利法，第二年正月，行青苗法。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变法的主要方面，相继立行。这样的速度，不要说不符合实际而难以执行，就连下达到州县，也不容易。说严重点，这是纸上谈兵。这怎能不叫“求治太急”？又怎能不使司马光反对？怎能不造成“天下之议论汹汹”？
对于新法的条例，司马光是坚决反对的。概括起来，司马光反对的是：
一曰广散青苗，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团结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
具体来看，司马光反对青苗法“使民负债日重”，是事实。加上在执行青苗法的过程中，发生“抑配”，即强迫命令等情况，青苗法虽然增加了国家收人，但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免役法比起差役法来，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推行免役法过程中，免掉了“上户”即中小地主之役，却把它转嫁给了“下户”即农民等小生产者，同样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市易法由官府控制商业贸易，不仅限制了大商人的买卖，而且对中小商人也很不利。至于有关“强兵”的各种变法，王安石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北宋的“积弱”局面。而所谓“保甲法”，在当时就是为了严格控制被压迫阶级，防止与镇压农民起义。只有农田水利法，是为民造福的措施，而在兴修水利过程中，确实有过因用人不当而“劳民费财”的事。
纵观司马光反对变法的六个方面，除了农田水利法外，其它都说出了变法的要害问题：“使民负债日重”或“敛下户之钱”，即加紧掠夺人民的财富。是的，在变法中，国家收人是增加了，但那都是人民的血汗。一些人避而不谈国家收人增加的原因，只片面说这是限制豪强的结果，是片面且失妥当的。
北宋繁华的东京
然而，司马光揭露了王安石变法的弊病，不等于司马光真正站在农民利益立场上。他只是认为王安石“唯钱是求”，弄得“富者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矣。”他所忧虑的，不是对农民的剥削，而是王安石变法加重剥削之后，可能引起社会混乱，从而动摇封建统治。所以司马光为了使皇帝不支持变法，避而不谈变法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然而宋神宗支持变法，正是由于看到变法确实增加了收人，所以变法在神宗时期虽困难重重却得以继续进行。
可是，王安石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不成功的改革家。他的行动远不如言论那么美妙。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不说明司马光完全正确。王安石提出了不成功的改革方案，司马光反对这一方案，却提不出更好的方案。
公平而论，王安石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改革家。对于变法的失败，王安石晚年时曾说：“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简而言之，非法弊而实为人弊也。在王安石看来，自己变法的主张是没错的，主要是下面的官吏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问题，从而导致了变法失败。
王安石的改革，以增加国家收入为目的，以加重被剥削者的负担为手段。他没有对农民作出什么让步，没有真正打击大地主利益，也没有支持中小地主利益。
这就决定了王安石变法必然失败。
殊途同归的两个“拗相公”
王安石好想象，善辞令；司马光拙于辩，务实际。二十来岁的宋神宗之所以听王安石而不听司马光，原因之一即在于此。此二人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固执、主观、武断。
司马光批评王安石“执拗”，他自己也好不了多少。所以朱熹批评“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如争役法，七八年间直是争此事，他只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欲如此舍命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然而却固执地争斗了多年。
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变法处于困境，一些新法名存实亡。1085年，宋神宗病死，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太皇大后听政，新法危在旦夕，司马光被召人京，上台执政。司马光执政前，朝野寄以重望。
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故公之退十有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司马温公元丰末来京师，都人垒足聚观，即以相公目之。
这些热烈期盼司马光重返朝政的记载，难免溢美夸张，但确实证明司马光“屐道醇固”，老成持重。反变法者重新掌权，标志着王安石变法的最后失败。尽管废除仅剩的青苗、免役、保甲等法是大势所趋，但对司马光来说，仍然是一次考验。
可惜的是，司马光越来越固执，这就促使他犯了最后的错误。如果说司马光在反对变法时，尚且知道对于时政，应该“存其善而革其弊，”反对王安石“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政也。”那么，此时的司马光却犯了与王安石相似的急躁病，他既不问新法是否尚有可取可改之处，更不问废除新法需要时间，而是以“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的速度，将仅剩的新法，全部加以废除了。
对于司马光这种矫枉过正，连与司马光站在一起的一些人，都不赞成。毕仲游认为：
今遂废青苗，罢市易，除役钱，去盐法，凡号为财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
范纯仁更对司马光说：
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之；不然，滋为民病。设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其究竟。
苏轼也反对急于废免役而复差役，并且劝告司马光，“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然而，曾经认为王安石固执，自己多次建议“广开言路”的司马光，却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唯有“奸臣蔡京知开封府，迎合温公意，用五日限，尽改几县雇役为差役，至政事堂白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蔡京)，何患法之不行。’”
北宋奸臣蔡京画像
司马光在其暮年，忠诚可嘉，但偏执得令人可恼，而且一样用人不当。司马光批评王安石“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一旦自己上台，却落得殊途同归，成了“拗相公”。
司马光任宰相时，风烛残年的王安石深为忧虑。当他听到免役法被废时，仰天长叹：“此法终不可废也!”有人告诉他，“近有指挥不得看《字说》。”王安石更加气愤：“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是夜闻公绕床行至达旦，于屏上书司马光三字凡数百。”司马光确实也是太过分了。
幸而王安石死后，司马光倒还称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而且建议对王安石“宜优加厚礼。”不久，作相一年来的司马光也去世了。
从此，各领风骚之间的变法之争，成了历史。
结束语
历史往往不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简单。司马光与王安石生死相近，情深谊长，立场相同，在变法问题上，却针锋相对，水火不容。这既不是儒法之斗，更不是路线之争，不过是对朝政的想法、看法与治理方法不同而己。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王安石变法有得有失，司马光反对变法有对有错。失在王安石脱离现实，急功好利。错在司马光否定一切，又肯定了不该肯定的。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既不能证明他是守旧、顽固派，更不能断定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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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宋史》
《能改斋漫录》
《宋人软事汇编》
《宋朝事实类苑》
《三朝名臣言行录》
《龙川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