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浙江绍兴名儒刘宗周考中进士，恰逢母亲病逝。
为母守孝三年后，刘宗周师从学者许孚远，继续求学。
天启初年，刘宗周被朝廷任命为礼部主事，后升任右通政。
因为不识时务，弹劾天启帝身边的红人魏忠贤和客氏这对狗男女，惹恼了皇帝，被削职遣送回原籍。
崇祯初年，朝廷用人之际，再度启起用刘宗周，任职顺天府尹。
可没过了多久，刘宗周称病辞职。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朝廷再次起用刘宗周，授工部侍郎，后升任左都御史。
当时在东北大地上，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已经建立了后金帝国，觊觎大明江山，虎视眈眈。
明王朝外有强敌袭扰，内有农民军为乱，可谓内忧外患。
崇祯帝很想力挽狂澜，拯救大明帝国，只可惜时局已是强弩之末，为时已晚。
崇祯帝不死心，希冀大臣们能帮助他出谋划策。
刘宗周虽然被誉为明朝最后一个大儒，但对于治国理政一窍不通，他的言行用迂腐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刘宗周多次劝谏崇祯帝革除前朝弊政，修德治心，近儒臣，追求君子“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的慎独境界。
刘宗周还希望每天“讲求二帝三王之学”，给皇帝恶补历史，汲取历代亡国之君的经验教训。
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刘宗周如此劝谏皇帝无可厚非，问题是大明已经岌岌可危。
紧急公文，皇帝都处理不过来，哪有闲工夫接受大臣的再教育？
这无异于在濒死之人面前，大谈特谈养生之道。
对刘宗周的陈词滥调毫无兴趣，崇祯帝忙于筹集军饷，增强军力，平息农民起义、抵御满清。
刘宗周真是打铁烤糊大腿——看不出火候。
还喋喋不休批评皇帝这也不对，那也不是。
崇祯帝最后忍无可忍，只好再次罢免了刘宗周。
崇祯十五年（1642年），局势极度恶化，崇祯帝无奈之下，病急乱投医，再度起用刘宗周，任职左都御史。
而刘宗周并没有接受教训，依旧固执己见，不晓得变通。
这倒也不奇怪，从天启年间不就这样吗。
某日，崇祯帝急召大臣，商议退敌之策。
御史杨若侨向皇帝举荐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声称此人精通火器制造，可以启用他，铸造火炮击败清军。
这本来是崇祯帝一次难得的机会，但是刘宗周犯起了糊涂，他据“理”力争，声称：“臣闻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以节制为师，不专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国，止用若望铸炮小器？恃以御敌，岂不贻笑边方。”
老刘头这段话的意思是：臣听说国家遇到了大事，应当以仁义为立国之本，以慎独克制为老师，不能仅仅依赖于老外铸造的火器。我堂堂大明帝国，仅仅凭借汤若望铸造火炮寻求退敌之策，岂不是让外国人耻笑吗？
为了防止汤若望妖言惑众，刘宗周强烈建议皇帝将汤若望“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
总体来说，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第一；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
崇祯帝终于认识到，大儒刘宗周对于治国安邦毫无益处，随即以“愎拗偏迂”的罪名，再次打发他回老家。
崇祯帝赶走了矫情偏执的刘宗周，感慨地说：“朕岂不知刘宗周之为忠臣哉？必欲我为尧舜，当此之时，我何以为尧舜？”
朕怎么能不知道刘宗周是个忠臣呢，他想让我成为尧舜一样的帝王，这都火烧眉毛了，我怎么做尧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