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历史有两个越不过去的名词，一个是“门阀政治”，另一个便是“
荆扬之争
”。所谓“荆扬之争”是指地处长江中上游的荆州与下游的扬州之间绵延近百年的政治斗争。东晋初年，荆州刺史王敦两次拥兵南下，酿成震惊一时的王敦之乱；东晋中期，权臣桓温凭借荆州的强大实力，先灭成汉，再下建康，把持朝政二十余年；东晋末年，荆州刺史桓玄，顺江而下，代晋称帝，名噪一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而荆州之所以能在多次政治斗争中，独占鳌头，依靠的正是其强大的实力。当时的荆州可不是现在湖北下面的一个地级市，当时的荆州面积十分广大，下辖二三十个郡，几乎包含今日湖南湖北的全境。面积如此之大的同时，荆州的人口也不少，人口多自然意味着兵源充足，尤以江陵（荆州州治）兵士作战英勇，与闻名天下的“北府兵”齐名，因为江陵在都城建康以西，所以号称“西府兵”。仅仅是一个荆州就有如此强大的实力，更不必说自东晋以来，不少荆州刺史时常都督周边七八个州的军事，这样一来作为荆州最高长官的刺史，手下管辖的土地、军队、人口便占了全国一半以上，实力如此强大想不当权臣都难。
东晋由于皇室软弱，对这种情况也是无可奈何。而到了南朝，由于皇权的重新复兴，皇帝对荆州如此强大的实力颇为忌惮。
首先想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就是宋武帝刘裕
，东晋一朝荆州的刺史多由士族门阀担任，比如仅桓温一族便把持荆州近四十年，刘裕登基后，考虑到“荆州上流形盛，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宋书·刘义宣传）”。就是让自己的儿子按个担任荆州刺史。在刘裕看来，士族门阀不可靠，只有自己的儿子们是靠得住的，不会反自己。
刘裕的想法跟老祖宗刘邦（刘裕据说是刘备幼弟的后代）的想法很像，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很不靠谱的，儿子自然不会反父皇，但是对继任皇兄、皇侄的忠心就要打个折扣了。所以继任的皇帝对荆州的尾大不掉，只能另辟蹊径，既然荆州这么大太危险了，那如果它小一点呢，由此南朝的几代皇帝开启了轰轰烈烈，长达几十年的削弱荆州行动。
一、荆州本畏襄阳人
到了宋文帝在位期间，立志北伐，想要收复被北魏侵占的国土，而地处北伐前线的襄阳为南北用兵的重镇，自然得到刘义隆的青睐，“自晋氏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时太祖欲经略关（中）、河（南），故有此授（宋书·孝武帝纪）”，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宋文帝委派当时还是武陵王的刘骏（宋孝武帝）为雍州刺史，出刺襄阳，后来又任命竟陵王刘诞为雍州刺史，对于一个侨置州郡，接连派遣皇子为刺史，可以看出此时雍州的地位已经大幅提高。
但令人尴尬的是，如此重要的雍州只是一个侨置州郡，并无实土，所以用起来很多方面要受到荆州的掣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宋书·州郡志）”，至此雍州正式脱离荆州，成为一个真正的地方行政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