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监察制度的构架核心，是权力制衡思想，统治者们通过对监察官员赋予特权来对朝廷官吏进行有效监督，通过落实制定的各种监察类法律，以“严刑峻法”的管理模式来强化官员的政治作风。
那么，唐朝的御史台制度，又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呢？
民本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从政价值理念，《五子之歌》中记录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说是民本思想的第一次觉醒，后续又陆续有“敬德保民”、“以德配天”之论的提出，这里阐述的“德”是有着综合意味的词语，指敬天、敬宗、保民三个方面，其中首要是保护基层民众利益。
因为民众的意志，往往彰显了统治者的治国效果，是政策实施的主要依据。
但大体来看，主要涉及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肯定民众在治吏上的根本地位和决定作用，二要求统治者在治吏手段中以服务民众为根本目的，三反对君主专制追求民众的政治权利。
从唐朝治吏的迫切性来看，唐朝初年在京官员仅有640人，而至玄宗时期已有2620人，外官人数更是高达16185人，官吏数量的大幅度跃升，使统治者不得不对官吏严加管理，以免官吏对百姓进行盘剥，进而影响政权的稳定。
在我国古代君权社会中，许多统治者都把儒法两家的思想作为治国理念的理论之源，儒家“以民为本”和法家“治吏”思想一直在统治阶级根深蒂固，对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策略的制定有着深刻的影响。
大业之末，长吏多赃污，“民本治吏”治国思想的内核就是“吏知民心则明，明则政事平矣”即国家政权能否平稳运行的根本在于人民，要先养民、后为政，“民本”观念是唐朝统治者所提倡的为官从政价值理念，而厉行吏治则是能否实现养民安民的根本保证，是廉政工作的重要基石。
唐朝御史监察制度建立的现实基础，正是统治者在“民本治吏”思想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强化这种思想，反对官僚集团对百姓的欺压，将御史监察作为专制体制“治吏”的重要手段，严防利益阶层的产生，危害中央集权。
“轻徭薄赋”原则实质还是“以民为本”思想在税制上的延伸，这一原则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为“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爱惜民力，主张以“轻徭薄赋”的方式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其实质还是为了休养生息，集中精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施行“轻徭薄赋”政策是国家进入到正常形态的正确选择，也是唐朝历代统治者顺应历史的必然选择。
“文景之治”的历史经验在前，唐朝遵循“轻徭薄赋"原则，从均田制到府兵制，从租庸调制到籍帐制度，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控制。
据史料所记载，开元、天宝之际是唐朝百姓富足生活顶峰，经济发达且物价稳定，贞观四年米价一斗仅为三钱，对比安史之乱后代宗年间米价每斗千元以上，税制破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也与唐朝后期各方藩镇割据，田赋与户籍败坏，中央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税收的财政控制权有关。
这些流民往往成为了农民起义的重要力量，后期宦官专权，内忧外患使唐朝的政治统治陷入黑暗，中央政权已经名存实亡，唐朝的监察制度沦为权力斗争的政治工具。
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者与官员之间有着等级森严的礼制规制，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是一种“合作”关系，统治者通过控制官僚集团来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是封建制度下的最高领袖。
这样虽然提高了行政系统的运作效率，让统治者从繁重的政务工作中得到一定的解放，但权力的下放必然会产生擅权的可能性，因此正确的君臣相处模式和君权与臣权的平衡，能够增加中央集权和君权的确定性。
自秦建立我国第一个封建专制统治国家之后，历朝王朝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君权与臣权的对立一度锐化，官僚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制约君权的一种措施，御史的职责牵制群臣以个人的主观意志抵御国法，皇权与臣权自古就是一对矛盾体，古代社会一直是君权与臣权相互争斗和妥协，寻找平衡点的过程。
然而至唐，君权与臣权反而相对缓和下来，并不像以往那样极力对峙，甚至部分时期使臣权成为了维护君权的政治工具。
虽然这从政治本质上来看仍旧是对君权的维护，但在某种程度上借助御史监察制度去施行各项政治制度、削弱相权，不仅为唐朝御史台监察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与维护皇权的需要相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