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北朝】颜之推
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途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1]，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馀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2]，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3]，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茠锄[4]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馀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注释：
[1]令、仆：尚书令与仆射（yè夜），为朝廷要职。[2]签省：签，典签；省，省事，通事。都是王府中的属官。[3]果下马：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珍贵的马，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故名。[4]茠（hāo蒿）锄：即薅锄，除草用的短柄小锄。
赏析：
颜之推生于南朝梁代，身仕梁、北齐、北周、隋四朝，辗转南北，颇遭坎坷。特别是侯景之乱，对作者的影响尤其深刻。《颜氏家训·终制》云：“吾年十九，值梁家丧乱。”侯景围攻梁的都城建康，次年三月，台城陷。大宝二年（551）四月，侯景溯江攻陷郢州，时之推为湘东王世子方诸掌管记，也在郢州，侯景“频欲杀之，赖其行台郎中王则以获免，囚送建邺”（《北齐书·文苑·颜之推传》）。作者在乱离中饱经忧患，耳闻目睹，深知政治的得失，南北俗尚的利弊，学术的长短，到了晚年，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颜氏家训·序致》），让后代在社会上立身处世有个准则和借鉴，所以写下这部七卷二十篇的《颜氏家训》。《家训》一书涉及的面很广，其中有作者经历了许多痛苦之后得出的经验，或是目睹了乱离社会种种惨痛教训的总结，因此颇中士大夫的肯綮，恳切动人。《涉务》是该书的佳篇之一。
《涉务》列在《家训》第十一篇。“涉务”，是专心致力从事某项具体工作的意思。文章第一段，作者开宗明义，指出士君子立身处世，贵在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仅仅懂得“高谈虚论，左琴右书”是不行的。作者认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材大约有六种，即“朝廷之臣”“文史之臣”“军旅之臣”等。人各有长短，要求一人同时具备六种才能是困难的；一个人倘若具备其中一种，胜任一职，也就于心无愧了。这是一种务实精神。接着，颜之推进一步指出，南朝士大夫的通病在于夸夸其谈，“及有试用，多无所堪”，他们虽然多身居要职，但实际上“难可以应世经务”。与此相反，倒是那些旁门庶族、出身清寒的中下层官吏能做一点事。时俗“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指有实际能力的中下层官吏）而疏士大夫”，颜之推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讥其眼不能见睫，缺乏自知之明。第三段，作者举史实为例，论证放达不务实际的后果是坐以待毙。梁世士大夫崇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京城内外，没有人骑马。如果有谁骑马，就会招惹来非议，甚至遭到弹劾。建康令王复，有一次看见“马嘶歕（喷）陆梁（跳跃）”，非常吃惊，说：“这分明是虎，怎么叫它为马呢？”士大夫由于“肤脆骨柔”，到了侯景之乱，他们既不会乘马，又“不堪行步”，以至“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这对后人的教训极为深刻，唐太宗李世民说：“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颜之推对梁世士大夫夸竞仪表容态，优游享乐，不务实际的风气极为不满，他在《勉学》篇中对他们大加鞭挞嘲讽：“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一旦社会离乱，朝市变革，则“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流离颠沛之意）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这些描述，可以和本篇互相参证。末段，作者深入一层阐发涉务应当首先重视农事，只有重视农事才能治国营家。重农务本，当然不能算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经历过侯景之乱等种种社会变迁，颜之推的“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并非无感而发，因此更突出了重农务本的重要。他认为：“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馀务乎？”一个不懂得一点农事的人，做官，必定不称职；营家，必定办不好。因此，作者对子孙后代发出了“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指商贾）哉”的警告。
尽管颜之推是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来劝诫子孙后代如何立身处世的，但《涉务》所提倡的务实精神无疑值得肯定。作为《颜氏家训》中的一篇，它持论平实，言之有物。梁代末期的社会动乱使一部分作家从虚诞浮华的文风中觉醒过来，使他们比较地重视现实和实际。《颜氏家训》本来就是写给子孙后代看的，有一定的实际意义，所以《涉务》讲家常话，道眼前事，夹叙夹议，恳切动人；作者并没有板起脸孔训斥说教，而给人一种浑朴的感觉。颜之推处在骈文盛行的南北朝末年，却不为骈文文体所囿，而是骈散结合，行文自如，语言朴素流畅。《涉务》篇叙事时还注意进行形象生动的描写，第三段对梁士大夫“褒衣博带”、“肤脆骨柔”的刻画，入木三分，相当精彩；建康令王复见马嘶而震慑，以至强指为虎，虽是极端的例子，逗人发笑，但仍给人以真实感，有说服力。这些描写，淡淡几笔，就勾勒出一幅梁代士大夫生活和精神风貌的图像。如果说，读古人家训，不能不读《颜氏家训》，那么读《颜氏家训》就不能不读《涉务》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