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翻检明代档案会发现，早在明朝建国前后，大量舍人同时和父亲（或伯、叔等）参战的例子。这些舍人根据具体职责的不同，还有不同的称呼，比如领军舍人、操练舍人、参随舍人、宿卫舍人、濠梁舍人等，在部分卫所内甚至有专门的舍人所。参战余丁则称为‘演武余丁’，这相当于袭职前的实习。如果等父兄退伍时再接替入职，一方面需要时间熟悉‘工作环境’，一方面也没办法在短时间内获得下属官兵的支持。”8月29日，在“屯堡文化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张金奎从明代卫所制度的视角出发，对屯堡作了一种新颖的解读。
张金奎介绍，明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在接见高丽使臣长寿时曾说，洪武十四年征讨云南梁王时，“调了二十二万军马和余丁二十七万。平定之后，带战亡、逃、病，折了我五万兵”。可见，明初的舍人和余丁原本就是卫所军的一部分，至少是随时可以调用的一支军事力量。
“恰恰是余丁政策的存在，为明代政府展开卫所存在的隐形职能提供了基本条件。”张金奎说，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贵州地区，特别在安顺，军屯的公开职能有两个，一个是局部保障后勤补给，另一个是以军屯的存在，来确保交通线的畅通。
那在此之外的隐形职能是什么呢？“实现了大范围的人口迁徙，特别是大批湖广人以及相对小比例的江南富庶地区人口陆陆续续进入西南地区，这也同时确保了当地兵源的充足。”张金奎说，第二个隐形职能，就是以充军的方式促进了当时边疆地区的教育发展。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聂娜 向莹 杜延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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